其实中国人很清楚，所有的西方概念到中国来，最后几乎都会变成一种很奇怪的变体，我们绝对不会相信西方的东西到中国来以后仍然是西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19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很多影响，有些变化假如没有西方的影响本土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又是一个悖论。至于最后变化出来可能产生的结果则是另外一回事。回到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几乎把我们中国古代所有体制的毛病都检讨过了，但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所以解决都是使用历史遗产，翻来倒去，仍然是曾经用过的老法子。到了晚清以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有了西方的东西。但西方的东西那么多，有俄派的、有英派的、有德派的，但非常奇怪，我们看到，在中国最后是俄派取得了胜利。那就说明，这种变化是和本土的各种因素、趋势有关系的。再比如说白银的问题，我是最近才了解到，实际上那个时候欧洲发生纺织品革命，纺织品的价格高出中国三倍到九倍，那就是说，欧洲商人在中国购买纺织品再转卖到欧洲，他的利润至少在300％以上。所以在这种贸易逆差的背景下，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300％以上的巨额利润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争取，却白白地让利给了别人？尽管我们进来大量白银，但事实上白银还可以获取更多。这就是基于我们自己体制的问题。
    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刚刚王先生说我们中国历史学的命运要好一点，但是我也回过来说，像王国斌先生和我这样对宏观问题有认识和兴趣的历史学家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弱了。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紧要。我的意思是想说，所有的专深应该都有一个关照宏观历史的问题意识，而不是说要让这种宏观历史的认识变成所有史学家都必须做的事情。实际上，做这样的思考是有相当难度的，要求的方面太多，吃力不讨好。有人经常嘲笑我不懂外语却喜欢引用西方的东西，但是我想作申辩，在试图作宏观性的历史思考时，我们中国学者又怎么可能做到根本不去注意或者关照西方人的东西呢？另外，所有专深的研究，我也希望能够为通贯的认识提供一些新的看法，这样就打通了，史学家才可能由此通过具体的研究获得某种通识。
    再比如说王先生讲的乡镇企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让我观察到历史延续性中间的“变”、“变”的前因后果，这是我们在微观研究中经常会碰到的。就以改革开放以后的乡镇企业为例，这里我们除了明清以来的乡村手工业传统以外，我最大的感触是，乡镇企业与人民公社制度培养的一大批乡镇干部是有极大关系的。最早的乡镇企业，是人民公社取消以后，公社的大队长、书记从政治管理者转向经济主理人的一种角色转变。而乡镇企业与今天浙江的民营企业之间又是一个演变阶段。苏南最早的乡镇企业多半都是由政权蜕变过来的。因此，某种意义上，它带有官商的、准官商的成份。那么这个阶段再走过去，就是今天浙江的民营企业。尽管民营企业与政权之间还有某种依赖关系，但毕竟与乡镇企业不同，乡镇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是被乡政府垄断和支配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与中国原来的权力体制基本连在一起，只能在原先权力体制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所以这个变化我想确实是西方没有的，因为他们没有人民公社、大队干部这样的经历。这也是一个背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事本国史研究，怎样厘清先后变化的脉络，找出一贯连续的变化以及变化的环境，都是极为重要的。
    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毫无疑问又会产生另外的问题--无数的、连续的变化，是否会产生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一个世界？从逻辑推理上讲是可能的，这个问题其实甚至都不用牵涉到全球化。在中国，唐宋以前与唐宋以后的面貌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们今天的中国完全是唐宋以来的中国，而不是唐宋以前的中国，特别不是秦以前的中国。那么这就说明了连续的变化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这个变化与同一时期别的世界的变化，我想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刚刚周武先生提到的一个“变”与“常”的哲学命题。还有一个哲学命题就是陈旭麓先生提出过的“一”与“多”的问题。地球只有一个，但一定是多元化的。“一”跟“多”，这是中国最高的哲学命题，变异也是中国最高的哲学命题。这些命题不过是我们用来解释历史变化的哲学底蕴，而恐怕更多的，仍然应当是直接从历史感受中来的。我想，这也是王国斌先生的学术特色之一，他的宏观思考绝大部分来自于他对于历史的具体感受。
    由此，我们看到，宏观历史如果离开了对历史具体的、实际的考察，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大家是比较讨厌的。所以我们历史学者很少对诸如现代性、全球化这些概念有过多的兴趣，一用起来就觉得可怕。比如做近代以前江南宋元明清市镇的，有些人就喜欢套用“城市化”的概念。试问明清的市镇，与今日的城市化是同一个东西吗？我觉得风马牛不相及。很多学者讲的明清时代的“公共空间”问题也是如此。我常常想，我们明清时代的这些社会现象与西方历史上的公共空间到底有多少关系？这就回到柯文所说的，恐怕还是必须回到中国历史中来看。
    李学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国斌教授的演讲，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对于指导历史研究、拓宽研究视野极有意义。以前也读过王国斌教授的一些论著，王教授提出的许多想法，很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对于他今天的演讲，我同周武先生和王家范先生的感受是一样的，深受启发。王教授的命题，包含了区域与整体的关系，也包含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如果用这种“关系”思维来检讨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历史、区域历史的理解与研究，会发现，在从事具体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历史的延续性与整体性，区域的差异性与变迁的特殊性的关注与思考往往显得不够。这几年我们在关注长江三角洲区域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我发现，即使在一个小小的区域内部，不仅能看到变迁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的存在，也能看到这种变迁的连续性、互动性，包括渗透性，这些具体的区域史研究的结果也充分印证了王国斌教授提出的命题，所以我听了这个演讲的确很受启发。
    我想，对这个命题的理解，除了“与”以外，恐怕还有一个“到”的过程--从区域性世界演化到世界性区域的过程，正如王教授在演讲中提出的“区域性世界”是如何走向“世界性区域”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大跨度，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关系”思维来加强对这个过程性的研究，则更能体现出我们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一种理解，即世界是整体的，世界也是区域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不同的学界对此大概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像我们从事农村研究时所使用的“国家与社会”这样一个大框架，在这个大框架下，不同的学界对这个范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概念，法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理解？而我们历史学界在理解上与他们又存在着哪些差异？如果说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不仅仅是历史学界所专用的话语，那么，通过历史学家在学科内部的反思，不断改进与完善研究范式，进而在不同的学界能形成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对提升整体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应该也是极为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