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我在想，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就中国本身而言，不管是整体还是区域，都鲜少有改变，或者说，改变是相当缓慢的。而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以后，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对于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我想这里面一定有许多的问题，虽然我现在或许并不能非常明确地总结出这些问题究意是什么、原因何在等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有些问题就是我们历史学家无法用一种方式加以明确论断的，比如社办工业的问题。解放前的情况或许我不清楚，但是58年之后，所谓“大办人民公社”阶段，各社都有机耕队，有机耕队就有修理厂，社办工业渐渐就从这里开始了。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到改革开放以前。在这个过程中，70年代的时候农村经济中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计划经济是种短缺经济，所以农村或者作为整体的中国而言必须为自身的生存寻找出路，因此农村的体制即便是在那样一种被强制禁锢的时代也相对地出现了松动，就是在那个时候办起了一些社办工业。这些社办工业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初的那些乡镇企业的雏形，后来这些企业都转为私人的。这其中影响的因素很多，有突变的，也有其他类型的。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费力去思考和解决的。
    王家范：就刚刚虞老师所讲的，我有一点补充。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比如先进或者落后，还有所谓原生、后发或内源、外诱等等变迁模式。实际上任何区域的发展，我认为一定是基于本土自身利益的选择，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史学研究者从“先进-落后”的对峙中走出来。从前我在读到嘉定地区的土改报告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报告中有关地租的部分让我感到很奇怪。在嘉定地区，所有的地租形态都同时成立，既有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同时也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有定额地租，也有分成地租，每一种地租形式在这么一个小的地区全部同时存在，但采用各个地租形式的人是不同的。比如说劳役地租，很简单，对没有居所的外来人口，地主就提供他们简陋的居所，把荒地交给这些人开垦，条件是他们必须为地主提供各种劳役（包括代耕地主的田地等），这就是我们认为非常古老的劳役地租。我们过去通常认为在发达地区，劳役地租早被历史抛弃，不可能存在，可真实的生活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我常常想，人的利益是非常具体的，我们作为研究者往往会去设想人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社会模式才是最好，其实现实的人们并不需要你去设想，他们总会有自己的选择。而选择哪一种方式最合适，我想这两者之间一定是一种接受与被接受的利益“交易”关系。这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选择。所以区域对于世界的回应，我想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利益选择的问题。世界提供了人们进行各种各样选择的资源，但回过头讲，人在最终做抉择时一定是根据他自己利益的考虑。
    董建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国斌教授的演讲和周武老师的评论都给了我很大启发。王教授所提出的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的概念虽然是从宏观着眼，但是对于区域的微观研究应该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我想结合我们正在从事的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研究的课题谈一点体会。就像刚才其他几位老师也都提到的，实际上区域都是相对的，关于“江南”究竟包括哪些地区，学界尚无定论，现在关于“长江三角洲”如何界定的新争论又发生了。刚才马学强教授和虞云国教授都提到的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如果从长江三角洲看的话，确实也有这样一个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很难用中心-边缘的模式进行完整地解释。举个例子，假如以太湖中心，那么环太湖地区还可分为许多区域，这些区域都是相对的。环太湖区域从经济上讲，它的蚕桑业是非常发达的，再稍微外围一些则是稻作区，再外围、靠近长江和东海的那些沿海岸线的区域则是棉作区。可以看到，以太湖为中心放射出来的是不同的区域。如果我们把视线下放到县一级，同样也是存在区域的。以环太湖区域内的常熟为例，以昆承湖为中心放射出去也形成很多的区域，昆承湖周边的稻作区、外围的棉作区。从这些例子我受到的启发是，区域，不仅仅应当像王国斌教授所提出的那样，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不同层次区域的存在，像中国、江南、长江三角洲，甚至长江三角洲内部的某一个县，它们都可能形成层次不同的许多“世界”与“区域”的关系。这对我们的研究是一种启发，我们在微观研究中必须注意到区域的相对性问题。
    另外，关于世界性区域的问题，仍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像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蚕桑区、稻作区，还是棉作区，从现在的研究来看，从明清时代起他们就与东南亚的市场发生联系，尤其从手工业来看，是非常明显的。由此，也与欧洲市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长江三角与东亚的贸易关系是很微弱的，不产生绝对的影响力。但是，到了19、20世纪，这些联系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农业和农产商品化程度的变化，另外还有手工业，旧的行业衰落、新的行业兴起，这一过程可以说与世界市场是有密切关系的。土布衰落以后兴起的花边业，以及新兴的织袜业、织毛巾业，显示旧的衰落下去会很快有新的兴起来，甚至在旧有行业尚未衰弱时已经有新的行业在兴起。这实际上与世界市场是密切关联的。但像刚才各位学者所讨论的，如果“世界”的概念并不确定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明清时期也称之为世界性的区域？--因为从那时候起，这一地区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即便我们认为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世界性较弱，20世纪的江南和长江三角洲无疑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区域。另外，我也同意刚才唐教授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这个地区从经济发展的类型和模式这些角度来看，与明清时代存在着非常大的连续性。尽管这些绵延的特征，在我们的学术经验中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感觉，尚未能够付诸于具体的研究。
    王国斌：谢谢大家。从大家的发言中，我也学习了不少。我想大家的看法，大部分与我的意思还都是一致的，而我的演讲中有一些是属于表述得不够清晰，比如欧洲影响是比较容易发生在繁荣的区域还是较为落后的区域这一问题；我所举例的15、16世纪的东南亚，是从小岛还是大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也就是说，我所选取的分析对象相对而言是比较狭窄的，所以可能会有类型上的差别问题。各位补充我的地方，我基本上都会加以吸取。我提出的这样两个概念，当然首先是从一种更加宏大的视野中去观察历史，但同时，我也非常强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我更加希望的是，这样的一些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和扩展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如果一路走向偏狭，则我们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就难以显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