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原骘藏在《东洋史要》总论中强调，所谓东洋史，是以阐明东亚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为主的一般历史，它与西洋史并列，构成世界史的一半。并指出，按山川形势，亚洲大陆可分为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北亚等五个部分。东洋史是以东亚（中国和朝鲜）为主体，阐明其历史沿革，同时对于与东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南亚、中亚的沿革，也不能不略述之。换言之，东洋史是以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为主线，论述兴亡沿革，对于满、蒙、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及中国周边东亚、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也要略加述及。而那一时期，大部分日本学者的所谓东洋史的著述，实际上还是一部中国史。作为一部篇章体的历史教科书，《东洋史要》虽然没有正式设节，但每章中所分段落已具有节的形式，初具章节体的雏形。《东洋史要》由东文学社出版推出后，“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销路看好，该书也曾多次重印，以后还有1903年宝庆劝学会舍本。同时，也引发了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的其他异译本，如1904年还有泰东同文局的《东洋史课本》、科学书局出版有周同俞译《中等东洋教科书》，1906年有文明书局出版的周国俞译《中等东洋史教科书》，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金为译《东洋史要》⑦。可以说，该书在晚清是颇受欢迎的中国史的读本。傅斯年在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编写后指出：“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13]（P1225）据笔者所见，直接声明以该书为蓝本的就有两湖文高等学堂1903年出版的陈庆年编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陈庆年在该书序中称赞《东洋史要》，“尤号佳构，所谓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者，盖皆得之”⑧。王汎森在《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一文中指出，《东洋史要》不仅采用了“章节体”，同时也开始采用历史分期。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划分中国历史。按照历史时期来划分的编写方法使读者发现只有一姓之变迁不足以为历史时期之标准，并认为如果不分期，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以至后来编写教科书的中国人便有意采取这种方法，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14]（P162—163）。这一点倒与《万国通鉴》既采用历史分期，又采用卷章段的形式不谋而合，从而在汉文史书系统中构成了转变的第二环节。
    三、晚清西史、东史章节体新史体的影响
    章节体史书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狭隘观念被破除而出现的一种新史书体裁。较之传统史书体例，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一是设编立章分节，较之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体条理更为井然，能清晰地展现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主次关系，从而打破了传统纪传体史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格局，有利于来表现近代意义上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二是顺时按类，因事列目，较之传统史书记事更为简明，能依照时间顺序来陈述通史庞大的历史容量，打破了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循环论，有利于在历史进化论的指导下来解释历史的演变过程；三是分类分级逐章逐节层层递进，使复杂步变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文化等等内容，在章节顺序之中脉络清晰，更适宜于表述现代史学的系统性。特别有利于逐章逐节进行历史教学，特别是，接近于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编纂形式，改变了传统史书不适用于启蒙教育的缺陷。因为具有上述优点，所以章节体的编纂形式在晚清首先被国人用于编写中国通史，并被之后的历史教科书长期沿用。
    在晚清章节体史书上，1902-1904年间，夏曾佑编撰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个代表。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至1906年出版，后于1933年改名《中国古代史》编入“大学丛书”。论者多强调该书在近代中国通史的编撰上是首次成功地采用章节体的史书，其诞生后“章节体”一直被沿用，至今流行不衰，或对章节体史书为域外输入的见解表示质疑[15]（P258）。有学者指出，夏曾佑编纂《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有感于那珂通世出版《支那通史》的发愤之作⑨，其所编《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他如何受那珂通世或桑原骘藏著作的影响，但从该书开端的几节所叙述的种族、该书的分章分节，和他将中国历史具体划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指清代）为近古之世，每个时期下面还划分出若干“时代”来看，虽然在时期或时代上与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的中国史与东洋史不完全一致，但仍不难看出《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留下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周予同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在内容和体裁上都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特别是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在内容或本质方面是中国经今文学与西方进化论思想的糅合，“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变，更应该注意：夏氏一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的影响。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最显著的例，如《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从三皇到梁代。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固有的；就我个人现代所得的材料而言，似乎也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见解的输入。这种书影响于中国史学界较早而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更其前者，因为用汉文写作的关系，影响更大。……夏氏这部书，于开端几节，述种族，论分期，以及以下分章分节的编制，大体与《支那通史》一书相近，而内容精审过之。就体裁说，显然的受了这位日本东洋史研究者的影响”[16]（P534—536、568注释[41]）。
    其实，同时代国人受东史影响，注意用章节体编纂中国通史者，并非夏曾佑一人。这期间还有柳诒徵《历代史略》这样一个环节。就在《支那通史》问世后不久，在日本和中国出现了众多的续补本，其中国人柳诒徵补辑的《历代史略》特别引人注目。1901年，柳诒徵经同乡好友陈庆年介绍，从缪荃孙到南京江楚编译局任编纂。在编译局初期，修改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等两三部书，该年十二月初八（1902年1月17日），“即开始阅读《支那通史》，而逐日修改四五条。从次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2月20日）起，他开始抄《历代史略》，至于当年九月十六（10月17日）编竟。”同年由江楚编译局出版，初印本柳诒徵没有署名。该书在当时“上海等地书店竞相翻版印售”[17]（P198），光绪乙巳（1905年）孟夏，由上海中新书局用有光纸翻印出版，才署上“柳诒徵”的名字。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称自己是“补辑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元明两代，改名《历代史略》”[18]（P39）。该书共分六卷，首篇总论，仿效《支那通史》，第一章“地理概略”；第二章改为“历史大旨”。后分上世史（唐虞三代至秦统一）、中世史（秦至五代）、近世史（五代至明末），叙述自上古至明的历史。第一篇第一章“唐虞之国”改为“尧舜”；第二章“数十世开创”改为“三皇五帝之说”；第三章“尧舜事迹”改为“唐虞之地理官爵”，等等。元朝和明朝两卷是柳诒徵根据其他史书内容增辑的，体例仍据《支那通史》而与前者联为一体。中世纪末的五代作为近世史的开端。元朝作为近世史中，内分六篇二十一章，其中关于官制、礼俗、宗教、诗文、释道诸教、学校科举、地理、河渠漕运等都分篇综论，并附有历代世系表、官制沿革表、儒家传授表等，元朝部分增附了“元及诸国世系”，元朝“在位年数及年号”等表。明朝作为近世史下，分六篇二十六章，并录附“明及诸国世系”、“明帝在位年数及年号”、“元明官制沿革表”和“明儒传授表”等。该书顺应晚清日益开放的现实，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周边国家的史地，如卷三第七篇有“外国事略”、卷五第四篇有“西北诸国事略”、卷六第四篇有“东南诸国事略”，详述了突厥、回纥、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状况。第五篇第五章还有“天主教”，所附“中西之交通及历算西学”，介绍了利玛窦等人在华的传教活动和明末的西学传播⑩。以日本《支那通史》为蓝本的这部《历代史略》，打破了中国史著沿袭已久的纪事本末体，改为条理分明的章节体，按朝代顺序编写出了各朝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如生产、官制、礼俗、学术思想等各类专题，篇中有章，因事立节，各相统摄。如果按照整部史书的完成时间，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恐怕较之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早。当年，张舜徽在《柳诒徵传》中就指出：“《历代史略》从唐虞三代起，到明朝末年止，共六卷，每卷各分篇章。全书用流畅浅明的文辞，有条理有系统地叙述了历代事迹。由纲鉴体的旧形式，一变而为教科书体的新形式，这还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它采用了新的编书体式，是对旧纲鉴体例一次大的革命。而这种体例，从清末传到现在，除写作上由文言变为语体，观点上由旧变新外，大体上还是保存这种编写形式。柳诒徵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