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借助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无非是想要强调，中国人接受域外新史学的章节体史书编纂体例有一个过程。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史学叙述结构，如1879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其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以“上古、中古、近古”（《万国史记·凡例》）的时代线索，采用卷节体例。1882年，美国谢卫楼撰写的《万国通鉴》最早采用了卷、章、段合成的新史书体例，以卷、章的形式，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景进行描述。另外，艾约瑟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更是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较之《万国史记》和《万国通鉴》适应性更为广泛的地区史及国别史，而这些卷节体的史学叙事形式较之《万国史记》等更接近于后来的章节体形式。这种崭新的史书体例，以其纵横贯穿的叙事特点，显示出其既综合通贯，又有分门别类的结构上的优点，较之中国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更适宜于表述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史学叙事结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仅能反映纵横交错的政治事件、变动不居的军事战乱，而且能比较系统地阐明历史上相对静态的制度文化与社会规范层面的问题。因此，卷节体与章节体的史学叙事结构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编纂学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经由日本传入了成熟的章节体中国历史教科书和采用历史分期法的东洋史。东文学社译刊的《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以往的中国历史读本都是按照朝代的先后，用编年体或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的体例编写的。这两种在东文学社使用的历史教科书，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较为完整地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不仅可以采用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相。因此，对中国读书界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较早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比较成熟的章节体的史书形式，而且由于两书的较大影响，使之成为中国学生学习中国史的重要一环。如1905年，十二岁的吴宓在阅读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和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称自己“获益至多”[19]（P55、58）。《支那通史》及其续补和《东洋史要》的各种译本成了清末学界的重要知识资源，如史学家王舟瑶曾指出：“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盖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少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学者宜自具理想，以特识读旧史，庶不为古人所愚乎？”[20]（P2）因此，他不仅主张参考西方的新史，如“各国历史，极宜究心。就译本言，如《四裔编年表》、《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希腊志略》、《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法国志略》、《联邦志略》、《米利坚志》、《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泰西新史揽要》、《西洋史要》、《泰西史教科书》、《欧罗巴通史》、《埃及近世史》、《法史揽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十九世纪外交史》等，皆不可不一读。”也特别强调吸收日本的史书来编写中国历史，指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如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之《东邦近世史》，市村瓒太郎、龙川龟太郎之《支那史》，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皆足备览。”[20]（P2-3）20世纪初，夏曾佑在接触东史之前，也接触过西史。1903年，就在他创造章节体史书的过程中，还曾为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Edward Jenks，A History of Politics）作序，并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多采其说。《社会通诠》是一部运用社会学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史，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种历史形态。同时，夏曾佑还钻研过《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还为中译本校阅删润[21]（P80、102），可见对他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东史，同时也有西史。如果说他编纂中国历史时采用章节体和历史分期主要是参据了东史，那么，西史也是他接受东史新颖形式的一种铺垫。
    四、结语
    史书体例，是史学家思想观念的体现，对史书体裁、题材体例的认识，实际上包含着史家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和理解。在史学编撰体例中，何种形式最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演变，一直是困扰中国史家的一个问题。从孔子、司马迁、班固到刘知幾、郑樵、袁枢、章学诚等都不断在反省和探索史学叙事结构的合理性。中国的传统史书体裁，反映历史动态变化的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大类，反映历史静态变化的有典志体。编年体和纪传体出现较早，编年体比较适合反映政治史与军事史，纪传体虽然反映历史的范围大大拓展了，但这两种体例的核心还是以帝王的纪年贯穿始终，历史叙事的内容通常都是有关朝代兴亡和社稷安危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主要线索不脱帝王将相的人物线索。即使被写入《史记·陈涉世家》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不是因为他是小人物，而是因为司马迁将其看作是汉代创建者的政治先驱，仍是正统历史观支配下的产物。南宋袁枢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这两种史学叙事结构的缺陷，因此，他“因事命篇”，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开辟了史学编纂的一个新途径。纪事本末体分篇综述，首尾相关，虽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章节体史书，为近代梁启超所推崇，但由于袁枢受到他所依据的基本资料的限制，其历史叙事的结构仍拘泥于历史政治事件相联系的世界。尽管如此，袁枢的纪事本末体结构还是成为晚清中国读者能较快接受西方史学叙事结构的本土知识资源。
    晚清中国史学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在形式上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引入了章节体的编纂形式；二是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这一模式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编纂史书的主要形式。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都会列举柳诒徵的《历代史略》、陈庆年的《中国历史》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曾经指出，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变，最应该注意的是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因为该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受到日本东洋史编著的影响。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固有的，大概是来自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的影响（12）。而亦有学者注意到，正是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后，引发改编国史运动，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才开始出现[22]（P293）。但这种影响的源流以及发展环节似未完全澄清。笔者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它首次引入了西方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的分期法，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周予同所说的在内容和体例上，既采用章节体，又采用历史分期法的史书新体例，在该书已具端倪，只是该书在论述中国事略时仍然采用朝代模式。它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个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日本人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章节体史书的积极意义是它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编纂形式，较之善于表现政治史演变的编年体也更能反映所谓“民史”，因为这种体例不再以帝王为中心、以将相臣佐为附庸，将文化制度、社会生活都融合在静态的“志”、“书”中。从这种意义上说，章节体这一灵活的编纂形式，是对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的否定。
    笔者认为，时下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者都过分强调了日本史学论著对晚清新式章节体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晚清史学编纂形式的变化不是一个编纂史上的突变，而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万国通鉴》和卷节体《欧洲史略》等历史译著到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诸多环节的渐变过程。以往的研究基本忽视了早期卷章段体《万国通鉴》等史书在史学叙事结构变化方面的作用。在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还有卷章段体等史书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卷章段体在中国史家重新思考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为后来以章节体形式编写历史著作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可以说，《万国通鉴》是晚清最早出现的卷章段体例的史书，该书为后来章节体在中国史书编纂中成为主流编纂形式作了重要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