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参见雷振华编《基督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汉津协和圣教书局1918年版）、罗伯特·帕特挪（Robert Paterno）《谢卫楼与潞河书院东创建》（Devello Z.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转引自刘广京等编《美国传教士在中国》（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6年英文版，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314页）。
    ③《潞河书院名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刊本，转引自吴义雄《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载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9—387页）。
    ④马金科、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版，第124—125页）将《万国通鉴》的英文书名表注为Universal History，称该书是谢卫楼和赵如光根据美国人Myers（今译迈尔）的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摘译的，所据不详。笔者认为，该推测明显不确，因为《迈尔通史》英文本初版时间在1889年。
    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0页）。康有为后来在《春秋董氏学》卷2中将公羊“三世”发挥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6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⑥谢卫楼在《政治源流》（北通州协和书院印字馆1910年版，第146—151页）一书中仍强调“中华二千余年间，于风俗政治文学礼仪，少有改变”。（自序）在十八章“论中国的政治”和第十九章“论清国的政治”中指出：“清国政治多仿照前明”，“清国之行政，惟皇帝之权无限”，“其中之弊窦有不可胜言者”他认为“将来中国之政治日进日新，不难与东西诸强国齐驱并驾也”。可见他确实认为中国在晚清与西方尚未处于相同的时代。
    ⑦《涵芬楼藏书目录·历史地理部》（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数据系由汪家熔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⑧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陈庆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年由两湖文高等学堂初版，后曾多次重印。原书内容至明而止，1912年，经赵玉森增订至清，补充原书未备。学部审定此书，多所订正校勘。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增订版。1913年4月，已重印9版，1921年10月，重版了15版。第15版为教育部审定。
    ⑨据陶振誉《日本学人对中国史的研究》一文称，夏曾佑曾经愤慨地说过：“如果因为学术发展的程度还未充分，中国人不能写出一部中国通史，那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可是，现在由日本人首先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则确是中国人可羞的一件事”。说明其在撰写时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⑩参见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清光绪乙已（1905年）印行
    （11）参见柳曾符、柳佳编《劬学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柳诒徽在《凡例》中直接提到：“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显然不适合中国学生之需，这也是他为什么根据日本人那珂通世所著的《支那通史》稍加删改、编著《历代史略》的原因
    （12）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4—536页、第568页注释[41]）；参见邹振环《东文学社及其译刊的〈支那通史〉与〈东洋史要〉》，载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3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7—369页）。
    原文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A].饮冰室史著四种（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4]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