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系列犹太铭文集的出现容易让人觉得“犹太铭文”是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实则不然。弗赖最为人诟病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给什么是犹太铭文确立一个标准。后来的学者虽然想弥补这个疏忽，但始终没有找到完美的答案。
    现有标准主要借用了维克托·切里科夫（Victor Tcherikover）为犹太纸草确立的标准。切里科夫认为，如果一件纸草包含下列条件之一，就是犹太纸草：（1）出现“犹太人”（Ioudaios）或“希伯来人”（Hebraios）字样；（2）提到与犹太人或犹太教有关的术语，如“犹太会堂”（proseuche）或“安息日”（sabbatha）；（3）来自己知的专门犹太场所，如犹太会堂或犹太墓地；（4）包含犹太人使用的姓名。判断犹太铭文的标准主要在此基础上再加两条：（5）使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6）使用犹太人的象征符号，如七枝烛台（menorah），羊角号（shofar）或香橼果（enthrog）等。（注：参见V. A. Tcherikover, A. Fuks and M. Stern, Corpus Papyrorum Judaicarum, vol. 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xvii--xx; D. Noy, Jewish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Europe, vol. 1, p. ix.）这六个条件如果同时出现在一件铭文上，毫无疑问，它肯定是犹太铭文。
    如何理解铭文上的“犹太人”一词曾在学界引发争议。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出现该词的铭文，基本可以肯定是犹太铭文，但这样的铭文目前只有约40条。（注：M. H. Williams,"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Ioudaios in Graeco-Roman Inscriptions,"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no. 116, 1997, pp. 249-262.）显然，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通常不用此词表明自己的犹太身份。与之类似，专门的犹太场所在巴勒斯坦境外屈指可数，反映在铭文上最重要的要算位于罗马城的犹太墓地，但即使在这里，也不能排除异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使用同一地下墓穴的可能性。（注：L. V. Rutger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Interaction of Jews and Non-Jews in Late Antiquity,"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no. 96, 1992, pp. 109-115.）又如，仅从姓名上很难判断一件铭文是否是犹太铭文，一方面，铭文上出现犹太姓名并不意味它一定是犹太铭文，因为早期基督徒也使用圣经中的姓名，几乎不存在典型的犹太人姓名和典型的基督徒姓名；另一方面，铭文上没有犹太姓名也不能说明它不是犹太铭文，因为文献材料表明许多犹太人采用了希腊罗马人的姓名，这种情况无论在巴勒斯坦还是在流散地都存在。（注：G. Mussies, "Jewish Personal Names in Some Non-Literary Sources," in J. W. van Henten and P. W. van der Horst （eds.）， Studies in Early Jewish Epigraphy, esp. pp. 242-253.）再如，七枝烛台通常被当作犹太教特有的象征符号，但有学者指出，它同样被基督徒使用。（注：R. S. Kraemer, "Jewish Tuna and Christian Fish: Identifying Religious Affiliation in Epigraphic Sources,"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84, no. 2, 1991, p. 151.）上述表明，一件铭文若仅仅满足一个条件，往往不能充分肯定它是犹太铭文；最好能对每件铭文的内容和发现地点做全盘考虑，然后再定夺。但如此一来又容易陷入一种方法论上的两难：如果实行严格的识别方法，即规定一件铭文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才算犹太铭文，就可能把一些犹太特征不明显的犹太铭文当作非犹太铭文；如果采用宽松的识别方法，即只满足一个条件，又有可能把非犹太铭文当作犹太铭文。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现有的犹太铭文集采用了宽松的识别方法，这可能有利于在防止漏收的基础上让研究者自行判断。
    除此之外，采用现有的六个条件还会产生一种局限：无论将这六个条件综合起来还是将其中之一单独挑出来衡量，往往只能注意到那些犹太特征相对明显的铭文。但正如许多犹太人采用希腊罗马人姓名所暗示的那样，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即许多犹太人刻写的铭文没有包含任何犹太特征。譬如，一位采用罗马人姓名的犹太人城市长官竖立一块希腊文碑铭，以纪念他修建的引水渠，现有的方法就无法识别此类犹太铭文。这意味着由现代学者辑录的古代犹太铭文在数量上与实际存在的铭文并不一致。换言之，现在识别出的犹太铭文往往是古代那些愿意表达其犹太身份的犹太人或与犹太社区有联系的犹太人留下的铭文。因此，怎样识别犹太铭文所直接关涉的问题是，怎样在古代地中海世界识别犹太人？当时谁是犹太人？如何界定犹太认同？犹太铭文之不易识别其实正是这些问题之不易回答的一个表征。
    长期以来，基督教的最终胜利使神学家和史学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基督教化”（Christianisation）作为这一时期宗教史书写的范式，其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范式容易助长两种倾向。一方面，为了说明基督教诞生的实在性，学者热衷于寻找与基督教教义和伦理相契合的、或被基督教所吸收的诸种异教观念，比如寻找异教神秘主义对基督论和救世神学的影响。（注：国内的代表性研究，参看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另一方面，为了说明基督教的发展合情合理，他们又论证异教的种种弱点，比如它无法满足人类最深刻的需要，这恰恰是基督教可以弥补的。（注：如E. R. Dodds,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因此，这一时期的宗教发展常常被简化成基督教的成长胜利和异教的衰落失败。这种情况近来日益受到质疑。首先，它低估了异教应变基督教挑战的能力。一些研究表明，异教徒当时既不感到焦虑，又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衰落；相反，他们依然生机勃勃，所关心的是确保一切按照既定模式继续发展。（注：如R.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New York: A. A. Knopf, 1986; P. Chuvin, A Chronicle of the Last Pagans, B. A. Archer （tr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意味异教注定会失败。其次，它遮蔽了这一时期宗教发展的丰富多彩。约翰·诺思（John North）指出，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至关重要的宗教变化是，宗教仪式和宗教实践逐渐从城邦的政治结构中分化独立出来，由此开创了一种新局面，即不同宗教相互竞争和影响的多元共存，宗教活动因之不再主要是个体表达其族性认同或公民认同的方式，而是建立在前所未有的个体选择基础之上。基督教绝非整个变化的发动者，但它能在新局面下通过积极的传教赢得主动，从而迫使其他宗教跟着做出反应。（注：J. North,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Pluralism," in J. Lieu, J. North and T. Rajak （eds.）， The Jews among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174-193.）
    就犹太教而言，沙亚·柯亨（Shaye Cohen）在其影响很大的研究中认为，从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哈斯蒙尼家族对其统治下的部分非犹太人强行采取犹太化政策，“犹太人”（Ioudaios）一词不再仅仅指族群，而开始取得宗教群体的含义。这意味着非犹太人无论其族性认同如何，都可以皈依犹太教，成为犹太人。（注：S. J. D. Cohen, "Religion, Ethnicity and 'Hellenism' in the Emergence of Jewish Identity in Maccabean Palestine," in P. Bilde, T. Engberg-Pedersen, L. Hannestad and J. Zahle （eds.）， Religion and Religious Practice in the Seleucid Kingdo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04-223. 此文后来被作者大幅修订补充，见S. J. D. Cohen, The Beginnings of Jewishness: Boundaries, Varieties and Uncertaint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69-106, 109-139.）遍布希腊罗马世界的犹太人无疑是宗教多元化进程的核心参与者。在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的氛围中，任何群体都需要确立一些界限，以防止自身消失。奉行与众不同的习俗有助于维持群体的内部认同，并使加入这一群体显得有意义。与此同时，任何群体都需要与外界沟通接触，以获取生计和新鲜血液。希腊罗马世界的犹太社团也徘徊在这两种需要之间，由此形成的张力模糊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界限。柯亨在另一研究中区分出古代一个异教徒亲近犹太教的七种行为方式，或曰七个层次：（1）羡慕犹太教的某些方面；（2）承认犹太人的神祇或将之纳入异教的万神殿；（3）施惠于犹太人或向犹太人示以明显的友好；（4）实践某些犹太宗教仪式；（5）崇敬犹太人的神祇并否认或忽视异教神祇；（6）加入犹太社团；（7）皈依犹太教、成为犹太人。（注：S. J. D. Cohen, "Crossing the Boundary and Becoming a Jew,"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82, no. 1, 1989, pp. 13-33.）由此可见，在一个“纯粹的”异教徒和一个“纯粹的”犹太人之间，犹太认同可以采取程度不同的多种表达方式。这是因为在宗教多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各种宗教选择并不互相排斥，异教徒亲近犹太社团未必会放弃自己原有的宗教认同，而犹太人跨过界限成为非犹太人仍然可以敬畏上帝。另一方面，由于族性认同和宗教认同日趋分离，两者可以不完全一致。识别犹太铭文就本质而言是识别一件铭文的犹太认同。既然这一认同本身具有多面性，犹太铭文表达的犹太特征在程度上必然有差别，这正是犹太铭文不易识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上述表明，难以给犹太铭文确立一个完美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寻找对待此类铭文的方法时会束手无策。我国学者陈寅恪有言：“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注：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载刘梦溪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63页。）这无疑为人们正确把握各种非文献材料指示了路径。以犹太铭文论，许多铭文之所以被当作犹太铭文，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出现在犹太文献中的一些人名，而诸多考古遗址被当作犹太人的遗迹，是因为其中发现的图纹符号只有通过被犹太文献所记载和认可了的传统才能得到理解。因此，如果本文开头提到的从古代一直绵延至今的文献传统没有在阐释各种非文献材料中占据主导地位，犹太铭文的数量将比现在所知道的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