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哈得斯”，其他异教神祇也出现在犹太铭文上。这在流散地的铭文中尤其常见。生活在异教氛围中，犹太人有时需要入乡随俗地处理某些事务，这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某些异教仪式。特尔斐的一条铭文显示一个犹太人在阿波罗神庙将其奴隶卖给太阳神，被卖奴隶虽然仍须在有生之年尽心尽力服侍主人，但从此获得了自由身份。克里米亚两条公元1世纪释放奴隶的犹太铭文上采用了典型的异教誓言--“凭了宙斯、大地和太阳”，然而，铭文的题词却是“献给至高的、万能的和圣洁的上帝”。（注：M. H. Williams （ed.）， The Jews among the Greeks and Romans: A Diaspora Sourceboo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nos. v. 53-55, 1998, pp. 123-124.）类似的题词还出现在与犹太会堂有关的铭文上。犹太人有时把犹太会堂题献给上帝，尽管他们使用了希腊罗马式的题献风格，但描述上帝的一些常见术语，如“伟大的”（megalos）、“不可征服的”（aneiketos）、“万能的”（pantokrator）、“至高的”（hypsistos）、“主”（kyrios）、“唯一的神”（heis theos）等，却明白显示犹太人的一神信仰。（注：L. H. Kant, "Jewish Inscriptions in Greek and Latin," pp. 699-701.）铭文上提及异教神祇并不与这种上帝观矛盾。在宗教多元化的背景下，即使异教徒中也出现了一神教思想的倾向，这在罗马帝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中尤其如此。（注：P. Athanassiadi and M. Frede （eds.）， Pagan Monotheism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而那些与异教邻居保持日常接触的犹太人接纳并改造周围的宗教象征也是很自然的。对这些犹太人而言，一个万能的上帝显然可以容纳诸多神祇，他们不具备斐洛的哲学思维，能够言及实体化的逻各斯，但铭文上“至高的”一词暗示他们可能也不否认等级较低神祇的存在。此外，无数拉丁墓志铭以“Dis Manibus”（一般缩写为“DM”，意为“献给神圣的灵魂”）起首，这是罗马人安抚死者灵魂的套语，并为希腊人所模仿，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原始内涵逐渐消失，以致不少犹太铭文和基督教铭文虽然刻有“DM”，却没有任何意义。（注：P. W. van der Horst, Ancient Jewish Epitaphs, pp. 42-43.）总的来看，犹太铭文倾向于关注上帝的唯一性，而没有强调上帝的多样性。这或许不是一种排他性的或激进的一神教教义，但接受希腊罗马神祇并不妨碍他们在铭文上把自己呈现为虔诚的、以托拉为中心的犹太人。无论是流散地还是巴勒斯坦的犹太铭文都表明，刻写铭文的犹太人往往高度尊敬犹太律法。（注：M. Williams, "The Contribution of Jewish Inscriptions to the Study of Judaism," pp. 83, 88.）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时期出现了一种向一神教靠拢的趋势，这一趋势由希腊哲学奠定基础，并因各种东方宗教的广泛传播而加强。犹太人的上帝观与斯多噶派和基督徒的便有契合之处。其实，为数不少的铭文上皆有“至高的神”（theos hypsistos）一语。（注：S. Mitchell, "The Cult of Theos Hypsistos between Pagans, Jews, and Christians," in P. Athanassiadi and M. Frede （eds.）， Pagan Monotheism in Late Antiquity, pp. 81-148.）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知道这里究竟是指犹太人的上帝还是异教徒的宙斯？应当指出，如果此类铭文发现地的犹太性（如犹太会堂或犹太墓地）无法证实，铭文的犹太性就会有争议。尽管如此，对小亚细亚此类犹太铭文的研究表明，它们主要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而大多数犹太铭文产生于公元1世纪以后。这意味着犹太人可能意识到“至高的”一词会让异教徒误以为他们崇拜的是宙斯，故在公元1世纪以后逐渐弃用此词。（注：P. R. Trebilco, Jewish Communities in Asia Minor, pp. 127-144.）在早期，犹太人可能刚到小亚细亚定居，对周围的宗教环境尚不敏感，公元1世纪以后，随着他们与地方社会整合程度日益提高，随着向一神教靠拢的趋势日益强化，为了确保对犹太教的认同，他们日益感到有必要规避异教徒的宗教话语。
    同样，他们还日益感到规避基督教宗教话语的必要。尽管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互动在晚期古代颇为频繁，但两者留下的铭文（注：需要指出，公元3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可以辨识的基督教铭文。参见R. S. Kraemer, "Jewish Tuna and Christian Fish," p. 162.）在一处有深刻的不同。基督教墓志铭喜欢频频引用希伯来圣经的经文，但刻有圣经经文的犹太墓志铭却屈指可数。不仅如此，基督教墓志铭所引经文内容多样，而各流散地犹太墓志铭引用的经文总共只有三条，且这三条中没有一条出现在基督教墓志铭上。（注：S. Fine and L. V. Rutgers, "New Light on Judaism in Asia Minor during Late Antiquity: Two Recently Identified Inscribed Menorahs," Jewish Studies Quarterly, no. 3, 1996, pp. 1-23, esp. pp. 7-10.这三条经文分别出自《箴言》10:7，《撒母耳记上》25:29，《撒迦利亚书》5:1-5。）显然，在晚期古代，罗马帝国全境的犹太人在选择刻在墓碑上的经文时注意把自己与其他宗教团体区分开来。对公元3、4世纪罗马城犹太人的研究也表明，他们留下的希腊文铭文所选择使用的修饰词与异教徒和基督徒的铭文有显著差别。与此同时，罗马的犹太墓志铭还表明，犹太社区的各种活动在众多罗马犹太人的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注：L. V. Rutgers, The Jews in Late Ancient Rome, pp. 191-209.）在古代，对社区的忠诚与对神的忠诚密不可分，盖因神使信仰它的人聚集在一起。正是对社区的这种依赖使罗马犹太人有别于同一城市中的异教徒与基督徒。总之，尽管存在向一神教靠拢的趋势，但铭文上的犹太人不愿让人把他们与别的宗教团体混为一谈，他们愿意界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宗教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