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铭文作为考古背景的一部分属于物质文化。需要指出，古代犹太人的物质文化没有自己的特点，主要甚至完全依赖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后者决定了犹太人建造什么样的房屋、城墙、街道和公共建筑，使用什么样的装饰，穿什么样的衣服，乃至怎样埋葬死者。（注：L. I. Levine, Judaism and Hellenism in Antiquity: Conflict or Confluenc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pp. 5, 22-23.）同样，希腊罗马的文化语境也决定了犹太人怎样刻写铭文。
    首先，从涉及的语种来看，希腊文铭文占绝对多数。据估计，全部犹太铭文中约有70%是希腊文铭文。以地区言，流散地使用希腊文的比率高于巴勒斯坦本土。在埃及，仅发现了三条亚兰文的犹太铭文，且年代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此后的犹太铭文皆以希腊文刻写。（注：W. Horbury and D. Noy, Jewish Inscriptions of Graeco-Roman Egypt, nos. 3-5.）罗马帝国东部的犹太人将希腊语作为日常用语不足为怪。但多少让人惊讶的是，在罗马城发现的600条犹太铭文中，希腊文铭文接近80%，拉丁文铭文只占约20%（另有1%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铭文），且这些拉丁文铭文既在时间上晚于希腊文铭文，又在刻写习惯上保留了诸多希腊文铭文的特点。这说明生活在说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的犹太人可能具有文化保守性，使用拉丁语的时间较晚，并可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注：参看Jonathan Price, "The Jews and the Latin Language in the Roman Empire," in M. Mor, A. Oppenheimer, J. Pastor and D. R. Schwartz （eds.）， Jews and Gentiles in the Holy Land in the Days of the Second Temple, the Mishnah and the Talmud, Jerusalem: Yad Ben-Zvi Press, 2003, pp. 165-180; L.V. Rutgers, The Jews in Late Ancient Rome, pp. 176-191.）在巴勒斯坦本土，希腊文铭文的比率也超过了55%。（注：L. I. Levine, Judaism and Hellenism in Antiquity, p. 180.）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受希腊文化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直到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希伯来文铭文才成为犹太铭文的主流。
    其次，从所使用语言本身来看，并不存在典型的带有犹太风格的希腊文。除一些典型的犹太术语外，犹太铭文使用的希腊文与同一时期异教徒留下的非文献材料使用的希腊文在音韵、词法、句法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注：参看P. W. van der Horst, Ancient Jewish Epitaph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f a Millennium of Jewish Funerary Epigraphy （300 BCE-700 CE）， Kampen: Kok Pharos Publishing House, 1991, pp. 24-32.）至于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犹太铭文，大多数只有一些人名。犹太铭文中还有一种双语铭文，即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之后刻上几个希伯来文的习惯用语，如“shalom”（“和平”）。双语铭文在流散地尤其常见，但这些简单的希伯来文常常有拼写错误而且刻工笨拙，难以说明流散地的犹太人懂希伯来文。说希腊语地区的犹太人日常使用希腊文，他们即使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也甚少使用或完全不用希伯来文，所诵读的摩西五经是希腊文译本。（注：S. Schwartz, "Language, Power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Palestine," Past and Present, no. 148, 1995, pp. 40, 42.）即使在罗马城地下墓穴发现的铭文中，引用的圣经经文也都出自希腊文译本。（注：D. Noy, Jewish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Europe, vol. 2, nos. 112, 276, 307.）
    再次，从铭文的类型看，亦不存在特有的犹太类型。留传至今的古代铭文多数残损严重，然铭文专家往往能复原出大部分甚至全部内容，乃是因为铭文之刻写往往依其内容套用特定形式，有程式化的语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将这些形式传遍各地，古代的石匠可能使用文体手册为一件铭文确定正确的形式。现代学者将铭文形式分为七大类：法令；清单和目录；法律文告，如宣布释放某一奴隶的铭文；表达敬意的铭文，这常常刻在各种纪念性建筑的底座上；题献性铭文，如刻在为向神还愿而造的建筑上的铭文；墓志铭；各种非石头质地的铭文。这七种类型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犹太铭文中都有，其中以墓志铭占绝大多数，此外别无其他类型的犹太铭文。（注：L. H. Kant, "Jewish Inscriptions in Greek and Latin," in H. Temporini and W. Haase （eds.），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mischen Welt, II. 20. 2,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7, pp. 675-681.）由此可见，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犹太铭文是希腊罗马文化语境的产物。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犹太铭文同样如此，这并不是说希腊化时代以前没有犹太铭文，而是说那些早期铭文与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犹太铭文没有继承关系，前者受地方传统、尤其受腓尼基传统的影响。（注：感谢Jonathan Price教授告诉笔者这点。笔者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曾看见以色列境内发现的唯一一件第一圣殿时期的纪念性铭文，它以亚兰文写就，属于公元前9世纪由亚兰王哈薛（King Hazael of Aram）竖立的纪功柱的一部分，上面提到哈薛王曾击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参看《历代志下》卷22），这是圣经之外关于大卫王朝的最早记载。博物馆的小叶介绍上云：“犹大和以色列的诸王没有竖立纪功柱的习惯”。显然，古以色列人缺乏碑铭刻写意识。）
    犹太铭文的上述特点表明，在整个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并没有明显的犹太铭刻传统，犹太铭文依仿了希腊罗马的铭刻形式。引人注目的是，同一时期的巴比伦也散居了大量犹太人，但这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犹太铭文。此一横向比较再度显示出希腊罗马文化对犹太社团的巨大影响。这就触及近现代学术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犹太教和希腊文化的关系。
    亚历山大大帝之东征开创了人类史上东西文化空前融合的时代。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德罗伊森（Johann Droysen）首先用“希腊文化”（Hellenismus）一词指代亚历山大以后说希腊语世界的文明。但德罗伊森所谓的“希腊文化”是一种政治现象，其本质是异教文化从古典希腊向基督教演进的一个过渡阶段，关于此阶段，德罗伊森总是强调希腊人与其他东方人的相遇，而犹太人基本被忽略了，换言之，“希腊文化”意味着一种纯粹通过异教探讨基督教的方法。（注：参看A. Momigliano, "J. G. Droysen between Greeks and Jews," History and Theory, no. 9, 1970, pp. 139-153.）受德罗伊森的启发，学者从19世纪末开始关注作为宗教现象的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与犹太教的关系尤其受到重视，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近现代学术习惯上把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教分为“希腊化犹太教”和“巴勒斯坦犹太教”，前者特指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只说希腊语的流散地的犹太教，后者被认为依然保持了犹太教的本色。但亨格尔在其杰作中有力论证了巴勒斯坦的犹太教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起也成了希腊化犹太教。那些说希伯来语和亚兰语的犹太人在许多方面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即使那些自觉抵制希腊文化的犹太人，如库兰的艾赛尼教派，也不例外。（注：M.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 Studies in their Encounter in Palestine during the Early Hellenistic Period, translated from German edition, 2 vols; London: SCM Press, 1974.亨格尔后来又出版了一部著作，进一步论证大希律以后罗马时期的犹地亚同样如此，见M. Hengel, in collaboration with C. Markschies, The 'Hellenization' of Judaea in the First Century after Christ, London: SCM Press,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