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马基雅维里为了彻底的揭示意大利混乱的根本原因，便提出“人性本恶”的概念。在他的学说中，人性本恶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不论《君王论》、《李维罗马史疏义》或《佛罗伦萨史》都有阐述人性恶的理念。（11） 正是因为坚持人性本恶的理论，马基雅维里唯有不断提醒领导者认清人性“真实”的一面，才能采取积极的措施，运用特殊的手腕处理问题，使事态朝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如在《李维罗马史疏义》中说：“智虑周详的共和国家规划者，如果他意图促进的不是个人而是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继承人而是为了共同的祖国，那就应该奋力争取独享的权势。……，就像罗穆勒斯那样，过程总是可以既往不咎，因为该受谴责的是以暴力从事破坏的人，而不是以暴力从事修补的人。”[7]（p. 30）所以他不但没有将“人性本恶”为无可救药，反而是利用此特质，教导统治者如何树立整治社会的信心，运用过去的历史经验法则，将国家带往更美好的未来。所以马基雅维里依然对现世充满希望，再次突显出他的“进步主义”的思想。
    再者，倘若追溯他的进步史观，可明显的发现是承继于中古时代的史学思想。在中古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史家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连成一体，构成相互衔接、互相影响的各个历史时期，以共同完成上帝所赋予它们的使命，表现出一个不断的递进过程。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使古典时代流行的历史演化“灾变论”和“循环论”，至此被彻底抛弃。[8]（p. 97）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神学家虽把现世视为一种赎罪的过程，但他们所描绘的人类未来历史前景，却是美好、诱人的，因为信仰基督教意味着做好准备接受末日审判以获得上帝的拯救。在这一层宗教外衣包裹下，正是一种历史“进步”，不断向“上”的观念，截然不同于希腊的“今不如昔”或罗马史学那种“历史循环论”的论调。虽然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但在吸取古典文化以解释历史时，却不可避免的将中古时代对史学的看法融入其中，展现出对人类未来乐观的“进步史观”。
    由此看来，马基雅维里借鉴于古代历史，是让人们警觉到若是安逸自守、不知随时代转变而调整步伐的话，便会永远流落于“循环论”的悲剧漩涡之中。如他写《李维罗马史疏义》的旨趣就在于摄取过去的前车之鉴，并积极地为执政提供者实际的方法谋略，以突破历史循环的悲剧。（12） 再加上他对人性本恶的认识，使得执政者能更有效地进行管理统治。正是有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清楚认识，才有摆脱循环论的可能；正是有了针对人性恶的措施，人类社会才有了停止动乱取得进步的可能。[9]（p. 116）在他系列历史作品中，不断宣扬这一理念，表现出其对未来社会进步的自发性殷切期望及隐藏于心中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其史学观点承继一些中古的史学思想，却更开启了启蒙时期史家对历史进步的观念，显示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艺复兴，新的开端。作为这一时代的弄潮儿，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马基雅维里的系列历史著作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最高水平，由此而呈现出来的历史观与思想是卓越无比，且可烛照后世。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这样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物。当然，他的不足也是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所致。一言以蔽之，他是佛罗伦萨最忧国忧民的市民，意大利最具前瞻与才华的智者，更是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流的历史学家。
    注释：
    ①如恩格斯也把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家头衔置于历史家之前。（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第445-446页。）Trygve R. Tholfsen在Historical Thinking一书中，对马氏的史学描述只有不到两行文字，从他的惜墨如金的笔法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基雅维里历史学家地位的低落。（参见Trygve R. Tholfsen, Historical Thinking, Harper&Row, 1967, PP. 72-3。）
    ②关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研究，论著作品可说是汗牛充栋，其中以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与昆丁·史金纳（Quentin Skinner）最为受学界重视。利奥·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里是个无法无天的“邪恶之师”，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从他开始放弃了传统对“善”的追求，转向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现实争斗中，为政治哲学堕落的罪魁祸首。但昆丁·史金纳则极力洗刷马基雅维里的罪名，主张唯有把他放回共和主义的脉络里，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本质与观念的承继。而大陆学界研究范围尽管包含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军事、史学思想等方面，但像周春生教授的大文：《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西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之批评》（未刊，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世界历史所联合主办的“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6月上海复旦大学。）这样深入讨论其作品与史学思想者不多见，可知我们仍有研究空间可做；至于台湾学界研究面向，则集中于政治思想讨论，如萧高彦从政治哲学角度探讨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结构的看法并提出反思。（参见萧高彦〈马基维利论政治秩序-一个形上学的考察〉，《政治学科论丛》，第9卷，台北：政治学科论丛，1998年，页145-171。）张旺山则以“国家理性”观点阐述马基雅维里思想等。（参见张旺山〈马基维理革命：「国家理性」观念初探之一〉，《政治社群》，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年，页7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