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6日，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在白宫郑重宣布，当月为爱尔兰美国人遗产月，号召所有美国人在这个月庆祝爱尔兰人对美国所做的贡献。布什在致词中赞扬说：“爱尔兰美国人帮助开发了美国的边疆，建设了我们的城市，保卫了我们的国土。通过在政府和军队中的服务，他们帮助捍卫了我们的民主并将自由与和平推向世界。通过致力于信仰和家庭，他们加强了我们的社区，丰富了我们民族的性格。”① 听过布什致词的美国人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天主教爱尔兰人在这个国家，在这块新大陆上曾经遭受过歧视与排斥。当年的屈辱和艰辛如今都被约翰·卡迪奈尔·奥康诺和约翰·F. 肯尼迪这些辉煌的名字所遮掩。但历史学者们清楚，当年的天主教爱尔兰移民曾经因为他们的异质文化而不能见容于本土美国人，在19世纪中期成为美国本土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由“外人”到主人，由边缘到核心的历史经验，才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②。
    一、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遗产
    要正确理解爱尔兰移民到达后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对美国建国以来的移民政策作一个简单回顾。从一般意义上讲，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新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是持欢迎态度的。托马斯·潘恩曾断言：“美国的母亲是欧洲，而非英国。”这种观点在独立革命时代被广泛接受。但认同美国与欧洲的母子关系并不是说美国人对所有来自欧洲的移民都能一视同仁。实际上，先到者对后来者总是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用美国学者托马斯·R. 弗莱泽的话说：“这个新民族对移民的态度，是经验、意识形态理念和不安全感的混合体。”③ 一方面，开国之父们意识到美国的建立有赖于不同民族的参与，因此建国之初总体上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美国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获得公职勿需经过宗教审查；而美国政府也确曾利用这种宗教自由原则来吸引新移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写道：“宗教权利的绝对平等将会吸引他们（移民）从欧洲涌向美国。”④ 另一方面，不管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是某种实际考虑，当时的许多美国领导人仍有宗教或伦理上的偏见。譬如，首任商务部长汉密尔顿在移民政策方面优先考虑的是来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的熟练制造业工人。
    此外，早期的美国移民政策往往受到国际纷争的影响。移民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纠结，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开端。美国宪法缔造者们担心，政治背景复杂的新移民会误导美国人民偏离自己的共和目标，因此在宪法条款中加进了对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出任公职的限制。1790年、1795年和1802年颁布的三部最早的“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都要求新移民经历一定的居住期后方能归化为美国公民，其目的是消解以前环境在移民身上所残留的影响。美国领导人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美国早期历史上，确曾有某些新移民因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而备受争议，其中就有爱尔兰的反叛者耐泼·坦迪和沃尔夫·通。他们来美国的目的是为爱尔兰人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寻求支持，而这正是一些视英国为母国的早期领导人所刻意避免的。
    独立前的爱尔兰人被分为两部分，即居于多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又称作乌尔斯特苏格兰人或爱尔兰长老会派（Ulster Scot, Irish Presbyterian），和处在少数的天主教爱尔兰人。1717至1776年间爱尔兰移民中约有2/3属乌尔斯特血统⑤。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部分是为躲避英国的宗教迫害，部分是为寻求较好的经济环境。
    由于1740至1741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到美洲殖民地的南爱尔兰移民在独立革命前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的爱尔兰移民多是以契约奴身份进入美洲的。当大批契约奴被运往新大陆的时候，针对他们的歧视便在各殖民地产生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自1699年起对入境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每人征收20先令的关税。1729年宾夕法尼亚向所有爱尔兰移民征收进口税⑥。
    大部分爱尔兰移民来到美洲是为生活所迫，但也有少数是因为反抗英国统治失败而被迫流亡到美洲的。179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领袖来到了美国，他们也带来了对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种族仇恨。强烈的政治倾向使他们很快卷入美国的党派之争。在第一次政党制度中，多数民主共和党人来自几个人口增长较快、种族背景复杂的州。他们对法国和爱尔兰的革命者寄予更多的同情， 也对具有上述背景的法国和爱尔兰移民心存好感。相反，联邦党人多来自商业发达、英国移民集中的新英格兰地区，他们担心法国和爱尔兰移民的政治背景会危及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因此对这两支移民持不欢迎态度。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对民主共和党所表现出的忠诚只能加剧联邦党人对他们的敌意；二者之间在宗教方面的差异更使这种敌意根深蒂固。
    1798年的XYZ事件为联邦党人打击其政治对手及其支持者提供了最佳时机，当年，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人政府便抛出对美国移民政策颇具影响的四条法令，即“归化法”、“外国人法”、“间谍法”和“叛乱法”，矛头直指比政治见解更易受到攻击的种族文化差异，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是立足未稳的新移民。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阿克迪孔就此评论说：“这四条法案反映了存在于当时美国人的一种普遍情绪，就是倾向于将国内混乱归咎于某些人口，而没有看到这些国内问题是价值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副产品。”⑦ 回顾美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四条法令是美国政治与移民政策矛盾纠结的开端。它说明了新移民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一旦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党派政治，他们极易被指责为对美国不忠。虽然这四条法令很快被取消了，但其所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主义却在美国历史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这条阴影一直笼罩着1820至1850年间来到美国，并试图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众多爱尔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