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战前美国城市中的天主教移民
    19世纪40年代的马铃薯饥荒迫使大批爱尔兰人背井离乡。1821-1850年间有400多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仅1845年至1855年十年间就达125万。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移民团体，达到外国出生人口的40％⑧。其他欧洲移民，如内战前为数众多的德国移民，大多会选择到美国广袤的内陆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以避免与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的早期移民发生种族、文化上的冲突。而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却不然，他们多半选择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这三个大都市定居下来，成为美国早期城市贫民的一部分。据统计，1850年有1/3的爱尔兰人生活在15个较大城市中，其中纽约13.4万人，费城7.2万人，波士顿3.5万人⑨。
    爱尔兰人之所以选择大都市安家落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都市化的东部港口城市与内陆相比有较强的文化多元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这些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通衢”（gateway）的港市，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都市化了，它们向欧洲移民展现了这个新世界的第一风貌。其次，与内陆相比，港口城市发展较快，经济较为发达，又是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因此赚钱的机会也就比较多。第三，城市中公共设施集中，公共交通比较发达，便于经济条件欠佳的新移民生活。
    然而，美国的城市生活对这些来自乡村的爱尔兰移民是个不小的挑战。著名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有一段描述刻画了初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这些从未见过城市的人对这块土地充满好奇，随处可见的新鲜事物令他们叹为观止。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在记忆中搜索可供对比的东西。但这里的一切却像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哪个乡镇、集市或市场与其相像。这些新来者对着他们将要度过余生的城市发呆⑩。随着新移民人口的增多，他们与原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因环境、文化习俗、劳动机会等因素而加剧。统而观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其一是宗教文化层面。反天主教的宗教歧视源于英国，主要体现在英国1695-1746年间通过的一系列刑法（Penal Laws）中。英国政府制定这些法令，是为了将天主教徒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弱势地位（11）。尽管这些法令在19世纪初被逐渐废除，但针对天主教徒的社会歧视仍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宪法所标榜的宗教自由，对深受宗教压迫的爱尔兰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然而，一个制度所确立的政治理想与该制度下所存在的社会现实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距离。以英国移民和英国文化为主流的早期美国社会仍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偏见。这种偏见不仅反映在不同肤色的族群之间，而且反映在同是白色人种的欧洲移民当中。在英国传统比较浓厚的新英格兰地区，新教在社区生活中居于绝对优势。新教徒对新来的天主教徒有一种天然的隔膜甚至敌视。
    除了来自盎格鲁-萨克逊移民的敌视，爱尔兰人移民本身的特点也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的难以相溶。密苏立大学的爱尔兰移民问题专家科比·米勒指出：“爱尔兰美国人的怀乡、疏离和民族主义归根结蒂是因为他们不是自愿的雄心勃勃的移民，而是不情愿的、没有责任心的‘流亡者’，为外力所驱，尤其是来自英国人和地主的压迫而被迫流亡。”（12）
    此外，由于天主教徒受制于一个超越美国控制范围的罗马教廷，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忠诚因而受到怀疑。马里兰州做出一项决议，拒绝天主教徒出任公职，原因是他们的第一忠诚既不是对本州的，也不是对美国的，而是对罗马的（13）。由于宗教成见的存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与美国新教徒之间的争执与冲突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就已司空见惯。1844年在费城爆发的种族冲突中，爱尔兰天主教社区死伤达50人，30多处房屋和两座教堂被焚毁。宗教问题成为爱尔兰人在美国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
    其二是在政治层面上，爱尔兰移民与英裔美国人在对英关系上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前者因长期受英国统治者压迫而将反英情绪带到了美国；后者则因种族文化上的渊源而与英国藕断丝连。有的史学家认为，爱尔兰人的反英情绪在新大陆演化为对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普遍敌视：其他地区的移民定居美国后会在某种程度上刻意模仿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而爱尔兰移民则我行我素，对当时流行的美国生活方式不屑一顾（14）。因此，在19世纪中叶的许多美国城市中，“外国人”成了爱尔兰人的同义词，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当地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惊呼“爱尔兰人征服了我们的城市”的同时，也担心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民主因此而终结（15）。
    其三，爱尔兰移民的基本成份是乡村农民，进入美国东部城市后，长期处在社会底层，与当地早期移民形成阶级上的对立。一方面，从19世纪初开始发生在东部港口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为新移民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经济机会。19世纪40至50年代，传统的工匠制度为工厂制度所取代。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的新移民很快被这种新的经济体系吸收进去。1840年至1860年的20年间，东北部城市迅速膨胀，与大批爱尔兰人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劳动力缺乏的社会，这样一支人口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产业发展造成的对廉价劳力的大量需求（16）。如汉德林所述，“旧工业轻视移民，但发明风险高、初次投资大的新工业却渴求更多的可供剥削的低工资工人”（17）。爱尔兰移民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一支庞大的非熟练工人队伍。
    另一方面，缺少在城市谋生的必要知识和技术，决定了他们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诚如道格拉斯·诺斯指出的那样，“他们虽然右移了劳动力供应曲线，但因其缺乏交通手段、熟练技术和社会地位而成为社会阶梯中最底层的无竞争力工薪阶层。”（18） 社会史家肖恩·魏伦茨也评论说：“爱尔兰饥荒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村，除了进血汗工厂没有多少技术可供利用，只能从事各种最低层的职业。”（19） 他们乐于接受任何工作而不讲价钱，妇女们大多充当了旅馆里的清洁工或餐馆服务员，而男人则填充了各种劳动密集型工矿企业。当时的美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基本建设高峰，爱尔兰人成为筑路、修桥、挖运河等艰苦行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他们被史学家们称为“美国的运河公路建设者”（20）。虽然为美国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这种任劳任怨不讲价钱的工作态度，却威胁到处于本土居民下层的城市贫民的生活。来自爱尔兰移民的竞争使他们不是失去原来的工作，就是被降低了工资。所以，他们常把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动荡和相对贫困化归咎于爱尔兰移民。
    最后，则是爱尔兰人移民与原居民在生活方式层面的对立。至少在表面上，欧洲新移民给美国城市带来的是拥挤的居住条件和增多的疾病与犯罪。由于付不起交通费，他们通常选择离工作地点和商业中心较近的地方居住。市中心的房主往往将其房子隔出一部分出租，这一部分又被再分割成若干小单元，其结果，则是市中心附近拥挤不堪，又脏又乱。原来的居民认为新来者毁了他们所建设的原本十分整洁的城市。更严重的问题是卫生条件的下降和犯罪率的上升。繁重的劳动、不良的营养条件以及缺乏城市生活的卫生常识，都使新移民成为各种疾病的携带者和受害者。1832年和1849年纽约的两次霍乱都发生在爱尔兰人集中的居民区（21）。
    爱尔兰移民也因美国城市犯罪率的升高而备受谴责。董小川在其《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一文中特别指出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犯罪记录中的突出位置。在19世纪的纽约，警察记录在案的人中有一半是爱尔兰移民。本土主义者认为这是外国出生的人不能把握自由限度的表现（22）。许多人相信“作为新移民特殊毛病的饮酒习惯导致了爱尔兰人的偷窃和德国人以啤酒宴亵渎星期天”（23）。这种看法直接促成了作为城市问题解决方案的禁酒运动的兴起，而隐于其后的则是新老移民之间的种族和文化上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