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团体身份常常可以决定个人行为。这样的身份虽然有时可能阻碍一个人的成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当某一个人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不熟悉、不友好的社会环境,就像内战前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那样,他们的社团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一些文化或经济上的障碍,以获取在政治或商业领域的成功。 毫无疑问,在以文化为纽带的爱尔兰人社会组织中,天主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也是爱尔兰社区的核心。在大批爱尔兰移民流入美国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已经在美国建立起一个以商人和种植场主为主要成分的小圈子。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美国天主教的构成,诚如汉德林所观察的那样,“爱尔兰人在教会中已居于压倒多数,他们占据了美国教阶中的一些重要职位。”(43) 通过他们在天主教会的主导地位,爱尔兰人得以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中发挥影响。这种爱尔兰天主教会与有组织的政治运作的结合常被称为“爱尔兰天主教势力”。其中所强调的是天主教对爱尔兰政治人物的指导和对爱尔兰移民选票的操控。这种说法也许夸大了天主教会对政治的卷入程度,但也确实说明当时的天主教会在爱尔兰社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除教会与政党机构外,在爱尔兰人生活中居于第三位的是劳工组织,爱尔兰人将其看作是全国性政治参与的工具,因此积极地加入其中。例如,纽约的鞋业工会就是一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由爱尔兰人主导的工会组织;1843年,爱尔兰建筑业工人在纽约市的非熟练工人中建立了第一个互助性团体--工会慈善协会,要求提高工资,取消血汗工厂;1846年爱尔兰劳工罢工要求提高共同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自由与平等”(44)。 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人为提高自身地位而做出的努力常常以侵害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权益为代价,其中包括对解放黑人奴隶的反对和对华工的排斥与迫害(45)。为了强化他们与其他白种美国人同属一个“我们”,爱尔兰移民中的政治和劳工领袖们刻意树立一些种族和文化特征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有更多差异的“他们”,以此作为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手段。这种倾向在爱尔兰人地位得到大幅提高的内战后历史中有增无减。 爱尔兰人在内战前美国的政治中的成功是他们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开始。在美国内战中,许多爱尔兰人因其贡献而获得擢升。1886年,休·奥布伦当选为波士顿第一位天主教爱尔兰市长。后来同样文化背景的帕特里克·克林斯也曾获得这个显赫职位。爱尔兰人成为这个城市民主党的领袖。诸如此类的爱尔兰移民获得政治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至于上个世纪对美国历史影响更大的红衣主教奥康诺和活跃于政界的肯尼迪兄弟就不必赘述了。 生活在当今社会,历史学者们常常因耳濡目染受到眼前状况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某些历史细节。我们在强调美国的民族融合时可能会忽略其种族隔离的一面,强调美国的多元文化时可能会低估主流文化的霸主地位,强调当代的“自由民主传统”可能会以此附会几百年前的某些理论说教。只有对各个民族和文化群体的历史经验作认真地梳理,我们才能深入了解美国这个文化熔炉是如何形成的。作为第一支非基督教欧洲移民,天主教爱尔兰人在美国所经历的由边缘到主流的艰难跨越,对于我们研究美国社会和文化无疑提供了重要借鉴。 注释: ①http: //www. 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s/2004/03/20040306-5. html ②对于美国移民史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年来的著述首推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邓蜀生的《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至于将爱尔兰移民作为个案进行的研究,王寅的两篇文章,即《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崛起与融合》(《世界民族》2003年1期)和《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4期)都对美国历史上爱尔兰移民的某些特点,如凝聚力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本文则是根据美国史学界在爱尔兰移民问题上的一些较新著述,对内战前20年天主教爱尔兰移民的一些突出特征和政治参与所做的系统探讨。 ③托马斯·R. 弗雷泽编:《美国历史的下层》(Thomas R. Frazier, ed. , The Underside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87年版,第262页。 ④威廉·S. 伯纳德编:《美国移民政策》(William S. Bernard, ed. ,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纽约1950年版,第5页。 ⑤戴维·诺埃尔:《爱尔兰、爱尔兰人与革命中的美国,1760-1820》(David Noel Doyle, Ireland, Irishmen,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0-1820),都柏林1981年版,第51页。 ⑥戴维·诺埃尔:《爱尔兰、爱尔兰人与革命中的美国,1760-1820》,第62页。 ⑦托马斯·R. 弗雷泽编:《美国历史的下层》,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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