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主教爱尔兰人的政治参与
    从内战前开始，为改变本土美国人对天主教爱尔兰人的上述成见，从精英到普通爱尔兰人，都做出了长期的努力。这些努力为后来其他文化和种族团体融于美国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认识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重要例证。
    前文已经提到，爱尔兰人从开始就较为认同杰斐逊传统和民主党，《美国爱尔兰人》一书的作者威廉·尚南指出：“联邦党人及其继承者辉格党人对爱尔兰人的敌视态度将后者推向杰斐逊派，在其势力强大的新英格兰和部分纽约地区尤其如此。”（35） 尽管在美国早期一些爱尔兰人就试图参与美国政治，但其影响极为有限，这种局面直到杰克逊时代才有所改观，其时，民主党的强大压力开始冲破对爱尔兰人政治参与设置的重重障碍。1821年，纽约的宪法大会废除了对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赋予所有成年男性投票权。以前因贫困而无法投票的爱尔兰人从此可以发挥其政治力量了。要知道，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比爱尔兰本国的还要多，而且一半以上集中于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等几个拥有大城市的东部州（36）。坦慕尼厅的民主党首脑们看到了这个扩大势力的绝好机会，迅速向爱尔兰人张开了怀抱。爱尔兰人也通过支持民主党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身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高。爱尔兰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差不多贯穿了第二政党体系的始终。
    爱尔兰人选择了民主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在欧洲接受英国辉格党政府统治的痛苦经历，尤其是大饥荒年代上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非命的残酷事实，让他们对美国辉格党人怀有天然的敌意。第二，辉格党在整体上对爱尔兰人采取的是不友好的立场，他们继承了联邦党人对外国人的怀疑和敌视态度。大多数辉格党人认为支持本土主义是一种“安全而有利可图的投资”（37）。他们一直把爱尔兰人对民主党的支持当作攻击对手的利器，对他们来说，爱尔兰人的选票就是民主党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的证据。反民主党宣传也被拙劣地与反爱尔兰、反天主教的种族和文化歧视绑在一起。第三，辉格党人与工商和职业阶层的密切关系使之难以跨越阶级鸿沟，去取悦处于工人阶级下层的爱尔兰人（38）。这样，历史经验、种族文化传统和阶级立场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拉近了爱尔兰移民与民主党之间的距离。
    然而，随着爱尔兰美国人选票重要性日益增加。辉格党人也逐渐转变了态度。作为辉格党领袖的纽约州长威廉·西华德就曾站在爱尔兰人立场上，支持由州政府补贴教区学校。辉格党中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编辑赫里斯·格里利在其论坛报中呼吁爱尔兰独立。在1852年的选举中，辉格党人聘用爱尔兰美国人帕特立克·欧迪来主编一份取名《爱尔兰人》的宣传周报。凡此种种，说明爱尔兰人的政治分量已经引起美国政界的重视。
    另一方面，民主党也加大力度以巩固他们在爱尔兰移民中的群众基础。有几个爱尔兰美国人甚至被提拔到民主党的上层位置。1852年大选中对爱尔兰人选票的争夺异常激烈。辉格党一改过去对爱尔兰文化的歧视转而取悦爱尔兰人。其候选人温斯菲尔德·斯格特几年前还是本土主义者，现在却以“爱尔兰人的朋友”面目出现。另一方面，民主党却抓住斯格特早年的本土主义立场和对爱尔兰人的攻击不放，以获得爱尔兰人的坚定支持。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皮尔斯获胜。这无疑与人数众多的爱尔兰选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民主党人对爱尔兰宗教文化的长期宽容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与辉格党的本土主义不同，民主党强调的是文化和社会的多元化。他们反对那些捷足先登的美国人将其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这一立场在1855年被《民主评论》的主编明确肯定：“历史向我们证明，种族与宗教纷争是最残酷的，其后果也最为可怕，因此政府不应卷入其中。”（39）
    搭上了民主党的顺风车，许多爱尔兰人也在其政治生涯中获得晋升机会。如爱尔兰出生的迈克·沃尔什被坦慕尼厅选中，最终入选国会众议员。为感谢天主教爱尔兰选民的支持，皮尔斯总统任命了来自费城的天主教徒詹姆斯·坎贝尔为邮政部长。
    是什么因素使爱尔兰人比其他少数民族移民在政治上更容易成功？对此，我们也可从爱尔兰移民本身素质和他们到美国后的外在环境上寻找原因。首先，爱尔兰人在内战前的政治成功得益于杰克逊民主。杰克逊时代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民主化时期。取消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大大拓宽了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爱尔兰人由此获得了可与本土主义者公平竞争的机会。其次，当时的两党制，为爱尔兰人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方便机制，他们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能量和政治地位。最后，生活在美国的大城市中，爱尔兰人对美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比较敏感，便于他们的政治参与。
    另外，爱尔兰人所固有的一些品质特征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参与。爱尔兰人具有其他移民所不具备的两项优势，即使用英语和对处于主导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了如指掌。这些优势为他们迅速、直接地参与美国政治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他们还具有组织能力、演说才能、团体意识和来自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传统。（40） 爱尔兰人政治参与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团体行动。人们都知道，爱尔兰政治家总是爱尔兰社团中的一员。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就曾指出：“与美国人将金钱上的成功作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不同，许多天主教爱尔兰子弟从小接受的教育则是如何在他们的家庭或文化社区中帮助他人。”（41） 面临来自本土美国人的公开敌意，爱尔兰人往往从他们的社区中寻求支持。在美国城市中爱尔兰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以加强沟通和相互帮助。奥斯卡·汉德林在《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中指出：“爱尔兰人感到有义务在一个社会中再建立一个社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集体行动。”（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