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理论。其一是更新世末期的冰期之间，当然也穿插着气候比较温暖的间冰期，因此人与动植物在河谷地带的共栖关系应当早就发生过，为什么动物驯化现象没有发生在这些较早的时期呢？西亚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时这里曾有过一个寒冷、干旱的气候时期，但直到这个干旱期过后，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才开始。其二，绿洲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干旱时期绵羊和山羊只会迁到低地绿洲而不会迁到湿润的山岗上去。其三，这种理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也发生在并不干旱的地方，如热带的东南亚和南美的亚马逊盆地。
    尽管我们知道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并没有干燥的气候（这是绿洲理论不能解释农业起源的关键之处），但绿洲理论的许多方面仍然有显著的进步意义。直到今天，其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方面对许多理论的形成都至关重要（14）：（1）新石器时代仍然被很多研究者看作是革命性质的；（2）气候压力作为一种触发因素仍然受到普遍赞同；（3）植物很明显是第一个被驯化的主要生物体；（4）食草动物和田地间的正反馈机制和动物作为“可移动的食物仓储室”仍然适用。
    2.宾福德的边缘理论模式
    20世纪60年代，宾福德提出了一个解释向农业转变的模式，其模式包括人口、最佳区域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据这一模式，全新世伊始，全球充满了人，近东地区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自然资源丰富的最佳栖息地，半定居人群的人口可能迅速增长。由于该时期海平面上升导致大量土地损失，不断增加的人口超过该区域载能，这导致人口迁移到那些不是很适合居住的多为游牧的狩猎采集者所居住的边缘地区，并与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共居。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对食物的需求，人们常将谷类移出其天然的生长环境，从而导致对种子的选择和最终的驯化。宾福德认为农业起源的触发器是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压力，他对农业的产生作了如下推论：在最佳栖息地生活（有富裕的资源）－人口增长－环境压力－人口向边缘地带移动一种植及最后的谷类驯化（15）。
    边缘理论模式强调人口结构、局部生存系统的平衡和当地环境因素的变化。该理论将农业的开始和发明的重要性降到最低，集中于人口系统的行为和适应行为的条件。虽然宾福德的观点并不是尽善尽美，但他基本上框定了后来农业起源研究的框架，一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适应环境，这可能是受进化论的影响；二是受人口爆炸的影响，然后以定居作为突破口。
    1976年，科恩（16） 对宾福德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观察到在大约15000年前，几个农业起源地开始加强对谷物、贝壳等一些过去不屑一顾的资源的利用。他认为史前就曾发生过食物危机，而导致食物危机的原因是在一些相对平静的地区，由于食物资源特别丰富，人们会定居下来，定居使得人口增加，人口增加造成食物匮乏，食物匮乏又迫使人们去干预作物的生长活动，使之增加产量，这样农业就起源了（17）。
    3.新仙女木事件模型
    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是末次冰消期以来持续升温过程中的一次突然降温的非轨道事件，发生在约11ka B.P.～10.14ka B.p.（12,800～11,500 a B.P.）之间（18）。新仙女木事件大约持续了1300年，温度变化为6℃～8℃，代表了更新世最后一次气候事件，同西南亚中石器晚期和末期相对应。
    新仙女木事件模型采用同宾福德和弗兰纳瑞（见下文）相同的解释框架，它们涉及定居、人口增长与扩张、环境压力和食物资源压力之间的关系，而食物资源压力导致了种植和驯化。巴尔约瑟夫和贝尔福科恩等人意识到新仙女木事件的时间与农业起源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19）－（22）：新仙女木事件导致气候不稳定，谷类作物传播减少，区域环境载能降低，因此，它彻底改变了西南亚中石器早期人类定居的生活方式。觅食者受到鼓舞并回到开展易于移动的居住策略，从而迫使自己充分利用分散的植物资源。最终，由新仙女木事件导致的更大的资源压力，促使西南亚中石器时期的人类开始种植野生谷类，从而走上了开展农业的道路。
    尽管新仙女木事件模型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解释，但近来的研究表明：不断恶化的气候和不断减少的野生谷类植物间的相互关系（导致种植和驯化）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博特马（23） 在有关早期农业的花粉资料论述中指出：孢粉学的证据并不支持（实际上是与之相矛盾）新仙女木时期野生谷类减少的假设。其次，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指出：过去虽发生过多次气候和环境的波动，却都没有导致农业的起源。然而，这种评判却忽略一个事实：人口压力是新仙女木事件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为什么农业不在四万年前的智人时代产生呢？因为有关证据表明当时的智人和现代人一样聪明，那时也出现过几次巨大的气候变化，人类对植物习性的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问题新仙女木事件模型均不能给予解释。
    4.季节模型
    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提出了有影响力的季节模型（24），该模型是基于驯化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而不是大规模的全球性进程这一思想上提出来的。他们指出：机遇、技术、社会组织及需求是农业开展的必要条件，他们简短而又大胆地回答了何时、何地、怎样，特别是为什么的问题；何时？PPNA时期；何地？在约旦河谷的利桑湖和贝珊湖附近的陆地上；怎样？无意识的选择。有关为什么的问题，他们关注季节性。他们认为，在早全新世有一个气候最宜期，其季节性存在明显差异，即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寒冷湿润的冬季截然相反。
    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将近东农业起源描述为：由于夏季气候变干和湖水消退，人们面临关键资源的季节性短缺。人们通过储存和定居应对资源短缺，这样增加了当地环境的压力，资源被大量消耗。或许是由于其他定居人口同样耗尽其附近的资源，人们并没有迁移，而是努力去猎获鹿、瞪羚，采集一年生植物种子。增强了的季节性、不断变干内流湖盆地、定居的优势和必要资源的耗尽，是纳图夫末期人口向贝桑湖畔聚集，驯化谷类和豆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