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近东考古记录和她的理论，本德尔认为：纳图夫文化完全是部落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中可能有规范的世袭制度、交易网络、礼仪制度和领导者，这增加了对生产的需求。在一些边缘地区，日益增加的需求会促进向农业生产的转变。为了能参与社会交易、竞争、宗教仪式，食物的剩余生产是必需的，农业便作为这样一种反应而开始。
    5.社会经济竞争模型
    海登（45）（46） 反对将外部和环境的压力（如气候变化和人口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诱发因素。海登以社会经济竞争（特别是竞争性宴享）为重点来解释农业起源。他的假定主要基于四个基本变量：（1）驯化依赖于“积聚者”的影响；（2）驯化与当地潜在“宴享性动植物”的可获得性有关；（3）对特定动物或植物的选择与饮食和宴享需求有关；（4）驯化也和一些能用于宴会的非食物物种（如可用于宴享的葫芦瓶、狗等）有关。海登认为只有当广义的狩猎－采集者间典型的强制分配不再作为生存的必备条件，财产的所有权不再是一种忌讳时，食物性生产才会发生。这些变化只可能发生于食物资源丰富且供应可靠的环境中。由于发达的中石器时代工艺（如篮子、网、弓箭、驯化了的狗等），人们可以有效、广泛的获取丰富的食物资源（如驯鹿群）。一些首领人物为了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而组织竞争性盛宴，因此获得权力和威望。在这一情形下，初始驯化物种将会是令人垂涎欲滴的佳肴，而这需要通过密集劳动获取。简而言之，种植和最终的驯化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中，聪明的狩猎采集者有竞争和竞争性盛宴的范围内。初始驯化物是首领人物用来表示其比对手强的威望替代物（14）。
    尽管海登的理论在解释人类作用方面较为新颖且重要，但是其理论仍不被研究者所普遍认同（如基利（47），1995）。该理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证据支撑。关于这一模型，近年来库伊特和戈林－莫罗斯（48） 指出：（1）在PPNB中期之前没有大范围食物储存的足够证据；（2）在西南亚中石器时期或新石器早期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能证明有社会分化现象；（3）同样，在这些早期时代中确实难以找到社会冲突的证据。那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其年代学特征。如果我们更新这一模型，则其中许多方面似乎确实与解释农业有关。事实上，如果接受内斯比特（49） 植物驯化的“短期酝酿”模型，和PPNB时期宗教习俗和畜牧业间的正相关关系，那么这些人提出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被综合考虑，尽管它们不一定与竞争单独相关。
    6.社会驯化模型
    在著名的《人类物种的驯化》一书中，威尔逊认为：定居和房屋建筑意味着建筑环境的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威尔逊的著作并不是关于植物或动物的驯化，而是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驯化，其关注的焦点是心理方面和社会关系，他不关心这些变化的起源和过程。他认为在所谓的狩猎－采集者的开放社会与人们在村庄、城镇和城市间的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主要区别之一是在开放式社会中缺乏坚固的建筑。另一方面，驯化社会的标志是建筑、伴有清晰的边界、在公共和私人之间有严格的区别，等等。房子、村庄充当了一种隐喻的象征，即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换言之，建筑物是抽象思想的一种物质代表，是一种“记忆性的设备”和作为“一种符号交流的有力方式”（50）。特别是在文字出现前的社会，房屋是表达思想意识形态的最好方式之一。因此，在建筑物（和广义的物质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驯化社会中的人群出生于可见的物质因素中，且被其所包围，他们不仅被划分为构筑物，而且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事实的确如此，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中有大量关于社会空间的文献资料（如布里耶（51），1987；布迪厄（52），1973；希利尔等（53），1984；肯特（54），1990）。然而，值得质疑的是：威尔逊理论中狩猎－采集者的社会和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显著分化，特别是许多二分法诸如自然－文明、流动－定居、共享－储存、开放－封闭、无社会结构－有社会结构、平等－不平等、公有－私有、神话－历史，等等。此外，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他忽略了农业的起源，并对驯化的一系列变化过程缺乏实地考察。
    （三）认知力解释
    1.心理－文化模型
    在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关于农业起源和传播的书中，考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新石器革命主要是在思维上和象征性上的改革。他明确反对从环境压力、人口变化和文化等方面解释农业起源。考文认为农业起源应该仅仅从认知力上寻找线索。他认为在PPNA时期开始时，出现了一种对“女性与公牛的信仰”。他假设有一个全新的信仰，在有公牛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对雌性神的信仰。神不仅是多产的象征，而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秘人物”、“全世界的母亲”。另一方面，公牛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神。公牛并不是神（上帝）的真正伙伴，而可能是上帝的后代，它代表了普遍的本能和野性暴力（55）。考文将信仰认为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正如超自然神圣特征形象化所表示的那样。然后，这种外来的东西重塑了人的认识。它使思想适合于且能有效处理不断增加的对周围外部世界的控制。因此，象征性的革命成为一种行为上的革命，植物驯化是其中一个明显的结果。同样，动物的驯养差不多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和认识性的：驯养动物首先是人类渴望对动物王国进行控制的一种反应（56）。
    尽管考文的理论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给出在思想和物质方面有重要变化的原因；完全集中于象征性和认知上，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57），但我们应该承认考文的理论是对环境决定论的一次纠正。他是首次关注象征主义在新石器时期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同考文一样，沃特金斯（58）（59） 在象征性变化方而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主要是在建筑和人类的埋葬方面），这些变化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他对新石器时代和农业是同期的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另外，他也反对用环境压力或人口压力来解释农业起源。在其两部著作中，沃特金斯（60）（61） 继承并扩展了考文的象征性革命理论。他的分析把新的考古资料、认知力、心理进化和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旨在提出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的观点，即不仅考虑对进化理论的理解，也考虑到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他关注整个新石器时代，而不是单独考虑农业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