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路易即位时，王室领地内的大小领主桀骜不驯，频频制造动荡和骚乱，甚至直接与国王对抗，威胁王室利益。例如，蒙勒里家族是王室领地上最不安分的城堡主势力[42]（pp.169-189），他们占据巴黎通往奥尔良的要津，蓄养大批鸡鸣狗盗之徒，甚至公然反叛。1105年路易带领军队征讨蒙勒里，镇压反叛之后，摧毁了该城堡。位于奥尔良北部的勒皮赛（Le Puiset）家族的于格为人狂妄，虽不敢公开反对国王，但经常劫掠穷人、弱者和教堂。路易六世于1111年、1112年和1118年三次围攻该城堡，最后擒获于格，摧毁其城堡。东北部的托马斯·德·马尔勒穷凶极恶，疯狂抢劫拉昂、兰斯和亚眠等地，甚至掳掠修女。1115年国王组织军队与其作战。最终攻占其城堡，废除其领主权。总之，“武士国王如路易六世者，几乎竭尽其一生来控制法兰西岛的小贵族”[15]（p.162）。对王室领地之外的大贵族，路易六世也时常采取战争手段，例如与布卢瓦伯爵、奥佛涅伯爵等人的战争。正是通过这些战争，逐渐让王室领地及其周边的领主服从于国王的权威。所以说，1124年路易能够让大大小小的贵族及教会力量听从自己的召集，这种权威是国王在多次战争中“打出来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雷尔所说：“法国君主权力的增强，开始于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时期展开的保护小封臣和弱小封君以对抗他们力量强大的邻居的行动。”[46]（p.85）也就是说，国王的权威确立于封建战争的胜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封建依附关系的原则之上。正是路易一生不间断的武力征服，即战争，使封建原则得以实现。在这里，战争与封建互为表里：因为封建纠纷而发动战争，又因为战争而恢复和确立封建原则。这就是路易六世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
    但是，战争只是封君确立权威的一种极端手段，将路易的成功全部归之于战争以及战争背后的封建原则是不全面的。因为其一，路易六世的军事胜利主要是在王室领地内，他从未在真正意义上驯服王室领地之外的贵族，更不用说远离王室领地的大贵族。边远地区的贵族们应征前来抗敌，并非路易武力征服的结果。其二，如学者们所观察到的，12世纪封建关系远未达到系统化，换言之，封建等级制度尚处于初始阶段。即使有苏热等教会人士极力鼓吹封建等级金字塔上国王的绝对崇高地位，但这种地位的真正形成要到13世纪之后。
    事实上，在封建关系之外，路易的成功还得益于许多其他关系，如亲属关系、家族关系乃至国家统治关系。
    在1124年兰斯事件中，许多应征前来者与国王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例如勃艮第公爵、和平者于格二世（1102-1143）就与路易六世有直系亲属关系[25]（pp.381-392）；从1002年起直到1361年，卡佩家族一直拥有勃艮第公爵爵位；于格二世在位41年，曾多次出兵为国王路易助战，如1100年对诺曼底的战斗以及对其他小封建领地的战斗。维芒杜瓦伯爵家族与卡佩家族有姻亲关系；菲力普一世的兄弟、路易六世的叔父于格娶该家族女继承人阿德莱德并承袭爵位（1080-1102），他死后其子拉奥尔继承为伯爵（1102-1152？）[27]（p.7），所以拉奥尔是路易六世的堂兄弟；同时他也是国王最亲密的顾问，曾任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的总管（seneschal，或viceroy）；路易六世多次征战都是在他的襄助下进行的[31]（p.151）；[6]（pp.446-447）。佛兰德尔伯爵也与卡佩王室有姻亲关系；佛兰德尔伯爵罗伯特一世将继女贝尔特嫁给法国国王菲力普一世，生下路易六世；后来长子罗伯特继承佛兰德尔伯爵位，是为罗伯特二世，其长女阿德勒嫁给丹麦国王卡努特四世，生下查理；因此罗伯特二世是路易六世的舅父，而继位者巴尔德温七世（1111-1119）是其舅表兄弟；1119年巴尔德温战死，来自丹麦的好人查理继承伯爵爵位（1119-1127），查理则是路易的姨表兄弟；正是由于有这样亲密的姻亲关系，在路易六世领导的多次战斗中，佛兰德尔人总是积极参加，两任佛兰德尔伯爵，即路易的舅父罗伯特二世和表兄弟巴尔德温七世均死于战场。
    如上所述，在路易集结军队的成功中，确实有亲属关系、家族关系发挥着作用。布洛赫认为，封建依附关系是在家族亲属关系的削弱中壮大的[17]（pp.215-245）。但事实上，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关系并没有完全取代家族亲属关系。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显示，家庭是中古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家族以及家族关系则是家庭关系的扩大，是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看看大贵族家族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网，就可以明白家族关系对当时社会所发挥的巨大作用[53]（pp.117-139）；[57]（pp.1-16）。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1124年的胜利属于路易六世个人的胜利，一些贵族是出于对国王的尊重与崇拜而前来应征的。尽管不断有人嘲笑路易的体形和个性，但在苏热等人看来，国王不仅平易近人，而且有坚韧的毅力，为了达到目的从不惧怕失败，在不断的挫折中总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因此，也可以将1124年的成功理解为君主人格魅力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显然具有非封建的特征。
    更深入地考察就会发现，除了君主的人格魅力之外，贵族们对国王的崇拜还反映出中世纪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国王有着高贵的出身和纯净的血统；国王即位举行的加冕仪式和涂油礼体现了王位的神圣性；国王甚至具有祭司一般的行巫术能力，例如路易六世就能够治愈瘰疬病[9]（p.259）；[18]（pp.13～14） --这一切使得国王在民众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形象和超自然的能力。而且，这种对国王神圣性的崇拜，反映的不仅是对某个国王的私人情感，而且是对国王这一抽象概念的情感和认知。用现代学者的话说，国王具有两个躯体，一个会死，而另一个不朽。在民众对国王的崇拜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
    在民众眼中，国王是国家的代表，是政府、权威和秩序的代表。因此，民众对国王的崇拜，是一种非个人的、公共的政治情感，反映的是民众对公共秩序的追求与认同。在中世纪早期，民众饱受暴力和战乱之苦，因而对秩序有着强烈诉求。12世纪开始，曾经为人们所接受和执行的地方领主权力遭到普遍的质疑和反对，反抗的力量来自多方面：民众的不满、教会的抗衡、各级领主之间的争斗、王室或其他统治者对领主权力的侵蚀。此时，路易六世表现出的励精图治精神正好与民众对秩序的诉求相契合。他不满于贵族的叛逆和自大，更不满于王室权威衰微，于是他四处出击，镇压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这种积极态度，反映出王权的复苏。国王不再是碌碌无为的傀儡，而是有着“长长的手臂”，其长度不仅可以覆盖王室领地，而且要伸展到所有法国人头上。在普遣的权力危机当中，国王路易以战争的方式完成了（至少是部分）人们对秩序和政府的诉求；并且部分地开始了负责任的政府管理，即权力的政治化过程[49]；[50]。苏热对于路易的战争的近乎病态的歌颂，不仅反映了民众对暴力和战乱的厌恶，更表达了对国王行为的赞许。在他看来，伸张王权的国王路易乃是人民、教会以及国家的保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