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秩序诉求的表达中，教会的声音最为响亮和清晰。教会是王室最重要的支持力量。路易与教会上层以及罗马教皇有着紧密甚至是亲近的私人关系。例如苏热，他不仅是路易儿时的同学，后来还被路易任命为圣德尼修道院院长，成为王室事务的重要顾问。路易称他为“可尊敬的院长……我们会议中的忠诚依靠者和亲密的顾问”[15]（pp.390-391）。再如沙特尔主教伊沃，为了保卫国王的世俗授职权，他甚至不惜与教皇作对。但是，私人关系并不是路易赢得教会支持的首要原因。教会对国王的支持，首先是建立在对作为教会和国家保护者的国王的依赖之上，特别是依赖路易六世这样尚武的国王。在11、12世纪，法国社会动荡不宁，教会受到许多地方力量的侵犯，教会在各地的土地、教堂、修道院，甚至教士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巨大威胁，教会为此发起过“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之类运动，然而收效甚微。路易六世则动用武力对付那些劫掠教堂的暴徒。例如，小贵族埃博斯与兰斯修道院发生冲突，国王派军队击败埃博斯，将其掠夺的教产归还教会。贵族洛恩与奥尔良教堂争夺城堡及领主权，路易以军队制服洛恩，将城堡及领主权归还奥尔良教堂。克莱蒙主教遭到地方诸侯攻击时求助于国王，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尽管开支很大，路易仍然组织军队制服了这个诸侯。如此这般，国王多次作为教会的保护者出兵作战。教会之所以全力支持他，原因正在于此。在1124年兰斯事件中，教会为国王提供了军事力量。教会本身当然没有军队，但各主教区所辖领地上的世俗武装往往可以由教会领主调遣，许多时候教会人士甚至主教也直接参加战争。然而，教会对国王最主要的支持还不在于提供武装力量，而在于舆论宣传。正是苏热这样的教会人士，极力鼓吹王权神圣、王权至上的理论[29]（pp.49-76），而且他们在宣传和鼓吹中，虽然也强调国王的封建宗主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原则的表达。为自身利益而寻求国王和国家权力保护的教会，并非封建权力的主张者，而是国家权力的主张者。
    总之，从对国王的崇拜以及教会对国王的支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封建关系，而是国家关系。尽管苏热本人对此并没有明白的认识，他甚至还强调封建等级阶梯；但正是在教会这里，国家关系得到了清楚的体现。在这里，国王的权威不只是作为封建宗主的个人性质的权威，而是作为全国民众共同的国王的公共性质的权威，这种权威甚至具有神圣的特征。教会所表达的国家以及国王观念，也不仅仅是封建宗主观念，而是具有普世特征的国王观念。
    可见，战争并不总是与封建相伴随。1124年事件反映出不同于普通封建战争的特征，即它是“国家召唤”的对外战争[17]（p.680）。在这一事件背后，既有民众对国王的崇拜，也有国家观念在其中发挥作用。甚至路易此前进行的诸多战争，也有一定的国家战争或日公众战争的意味；因为只有当战争成为公众的战争，国王才有可能召集全国的军队[25]（p.288）。小杜塔伊说：“一个新时代正是自路易六世开始。尽管在狭小的直接领地内他甚至都受到那些强盗贵族的威胁，但他一生是在与那些人的战斗中度过的。此时，他们谈到的是高卢地区的法兰克国王。一个最显著的事例就是，他的封臣们团结在圣德尼的旗帜下来阻止皇帝亨利五世对边疆的侵犯。”[40]（pp.376-377）
    考察1124年兰斯事件，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封建王权问题的复杂性。在关于王权的诸多争论中，最关键的是探讨封建制度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一些人强调封建制度的离心作用，认为它导致权力分散；另一些人则强调封建制度有利于权力集中。二者都可以找到历史事实作为其支撑。但有些问题是二者都难以解释的：在离心力发挥强大作用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国王权威集中的历史事实；而在向心力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国王权威弱小的历史事实。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既有封建制度在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有时间的差异，但更多的是对封建制度理解或解释上的偏颇：人们只在封建制度到底是加强王权还是削弱王权上争论不休，而很少关注和追问，封建制度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促进王权，又在怎样的情形下起相反作用？英国强大的王权是在诺曼征服后建立起来的，诺曼人在西西里岛所建立的具有专制特征的王权显然得益于他们的军事成功，法国卡佩王朝的王权强化同样也是来自于路易六世、菲力普奥古斯都等国王在战场上的胜利。
    事实证明，战争，尤其是成功的战争，是促进封建制度向有利于王权方向发展的有力工具。1124年兰斯事件也证明这一点。正是在12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路易六世向我们展示了战争对加强封建王权的积极作用。在封建与战争的关系上，存在一个通常被忽略的问题，即封建本来是为战争而设立的，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封建制度下的王权衰落，大多是因为失去了战争目的；而只要作为制度的封建尚存，一旦有所作为的君主发动战争，封建就会成为推动王权发展的力量。一如蛮族之王，平时只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民事调解官，但在战时则是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而且不受限制的军事首领。一个封建的国王，平时只是最高的封建宗主，战时则是一位拥有相当权力的国王[56]（pp.500-520）。但要注意的是，此时战争对封建王权的强化作用，似乎并不以削弱封建制度及其相关关系为代价，只不过封建关系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之中[45]。正如斯特雷尔所说，当统治者开始努力加强和创造封建制度、或者与领主建立直接的封土关系、或者强制那些领主承认国王的封建宗主权以及封建官僚化之时，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就能够加强王权[46]（pp.77-89），封建王权本身也就开始出现转折。似乎可以这样说，在封建制度和封建原则下，王权的发展不是依靠封建所赋予的宗主权或者效忠义务，而是来自封建制度的军事义务：一个充分利用军事义务的国王能够将自己的封臣集结在一起，也能够体现其宗主特征，并且能够加强自己的力量。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封建加强国王权威的观点颇为流行；近来更有学者强调，11世纪的封建关系是政治效忠解体的代理人，12世纪的封建关系成为围绕国王和大君主加强政治秩序的代理人[21]（pp.58～59）。法国历史学家小杜塔伊杜撰的“封建君主制”，就是强调封建对君主制度的积极作用。不少学者确信，自路易六世开始法国王权逐渐走向强大，而且这种强大与封建制度的加强相伴随。美国学者比森甚至认为，菲力普二世是法国第一位封建君主，因为在他在位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成体系的封建等级金字塔才建立起来[51]（pp.460-478）。
    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绝对。正如前文所讨论的，战争不仅带有封建特征，也呈现出国家色彩。当战争突破了封建的框架，就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意义和作用。当国王以武力为民众谋求和平与秩序，以战争抵抗外敌入侵时，这样的战争就凸显出“民众国王”和“国家公共权威”的意味。通过战争，体现了国王作为和平维护者的功能，赢得了教会尤其是人民的支持，从而不仅使王权与教会的神圣性结合起来，更使国王的战争不再是私人行为，而是国家公共事务。因此，“封建有利于权威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中古时期的西欧，君主在封建制度下并不缺乏权威的事实，却忽略了封建之外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国家因素在君主权威确立中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封建与国家并不相悖，在作为封建私权存在的地方，同样有公权存在，封建私权并没有根除公共权威。因此，“王权”一词不仅具有封建私法的意义，更表现出国家公共权力的意义。在关注封建带来王权强大的同时，我们更要强调公法意义上的王权。私法意义上宗主权并不是王权的全部，公法意义上的王权也在得到加强。只不过，12世纪的人们对君主的封建权威与国王的国家权威二者并未做出清晰的区分，故而在1119年布雷穆勒战役中，在1124年兰斯事件中，甚至在1128年佛兰德尔谋杀案中，路易六世都表现出封建宗主和法兰西国王共存于一身的特征[1]（pp.240-250）；[7]。
    收稿日期：2006-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