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革命时期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突然中止，起因于“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20） 与巴黎中心市场卖菜妇的矛盾和冲突。以限价和打击投机为主要内容的“九月法令”颁布以后，“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的激进主义行为激发了市场妇女的反抗。10月29日，国民公会门前出现了请愿者。请愿者指责“正是这些娘儿们才让法兰西受苦遭罪”，并要求“关闭所有的妇女社团”。10月30日，安德烈·阿玛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公会作了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告。议会以审查什么是妇女在革命协会中应该享有的权利和社会、政治地位为议题，这在大革命中还是惟一的一次。
    那么，为什么妇女的政治地位的问题正好是在1793年秋季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与女权运动在这一年春、夏达到了高潮有关，女权运动已经表现出妇女对男人统治权的威胁；也与在政治上具有专断的“反党派”观念和思想上浓厚的“惟我独尊”意识的山岳党人对女权运动的态度有关；同时还应该看到，尽管山岳党人“最厌恶女人”，是剥夺妇女权利法令的起草者和执行者，但实际上这是大革命期间性别歧视态度的总爆发。
    大革命扫荡了封建传统的旧意识，惟有性别歧视的幽灵始终回荡在各种场合。第三等级的领导人一方面追求他们自己的“天赋权利”，另一方面将妇女视为男人的天然附属品和潜在的“敌人”。在与旧制度较量、尤其是在革命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需要妇女的参与来壮大第三等级的队伍，他们性别歧视的态度才稍微有所收敛。而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则害怕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威胁到男性的统治，伟大的革命家们都成了著名的反女权主义者。这些革命家们对女权运动的敌视有三个共同的特点：其一是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政治派别，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都消除了分歧和对立；其二是这些“热忱的爱国者”们都潜心研读过卢梭的著作，启蒙哲人的理论熏陶促使他们都将妇女视为一种邪恶势力；其三是他们否定妇女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出发点都是重弹女性“天生低下”的老调。
    大革命期间性别歧视的程度是随着革命逐渐走向激进而逐渐上升的。西埃耶斯的“积极公民”理论在排斥妇女的同时，也排斥了一部分男性。此后，这种排斥逐渐扩展到妇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1791年9月，米拉波发表了“妇女注定主内，不应该走出家庭”的演讲。他以男女性别生理的差异为根据，要求对妇女的受教育权加以限制，并要求将这种限制加以延伸，为大革命歧视妇女的政策定下了基调：“我对妇女教育的建议不多。男人注定主持外部事务，应该受到公共教育。相反，妇女则注定主内，只应该在很少的情况下走出家庭。毫无疑问，妇女应该治内，她也只能治内。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她都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禁止妇女进入公共会议--她们的出席将在那儿引起更多的骚乱--的同时，还应该将她们与从任何方面看都不适合她们的公共职务分开。”（21）
    整个大革命期间，性别歧视的理论再三被运用于对妇女社会和政治权利要求的刁难。在那个时代的性别歧视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将妇女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深层次的“理由”。首先是女性应该遵从女性的德行。在一些革命家的意识深处，理想的妇女就是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设想的女主人公苏菲的形象，她的天职就是生儿育女，相夫治家；她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温柔而不是抛头露面参与政治活动。传统的偏见以及卢梭关于男女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女人是低等性别的论调，在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和社会上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赞同。塔列朗在议会中的发言主题非常鲜明：“不要把我们的生活伴侣培养成对手”，他声称：“共同幸福尤其是妇女的幸福要求她们毫不向往权利和公共职务的行使。让人们在自然的愿望里寻求她们的利益吧。”（22） 塔利安在给制宪议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妇女的美德要求她们不去追求行使政治权利。难道还不明白她们柔弱的身材、文雅的性情、母性的天职必须让她们远离权力，专门照看家务吗？”被誉为大革命“预言家”的马拉也认为“妇女不应该承担任何公共事务，而应该通过家务来体现自己的价值”（23）。在革命者看来，温柔是女性的一个天性，可爱是女性的首要美德（24）。
    其次，是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对立：女性的象征潘多拉和夏娃在希腊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中是人类不幸的根源的传说，推动了对妇女的政治生活的限制。妇女们的行动和要求一旦冒犯了男性的优势和尊严，就必然会在男性的心理上产生一种恐惧感。残暴的妇女武装起来，在一个性别的“圣一巴托罗缪之夜”屠杀男人的可怕念头在大革命中曾多次出现。尤其是1793年7月13日，发生了贵族女青年夏洛特·科黛刺杀马拉的事件之后，妇女对男性报复的恐惧感更加萦绕在男人们的头脑中。他们力图把人们对夏洛特·科黛的仇恨扩展到全体妇女身上。有一位无套裤汉就是这样表达的：“正如最后的暴君的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法兰西的不幸一样，刺杀‘人民之友’的凶手科黛的行为表明人们不应该让妇女们参加区的事务的审议。”（25） 1793年10月29日，普雷沃斯特在议会发言中以此为理由更加恶毒地攻击女性：“妇女是怪物，她们在同伴没有预料的时候杀害他们，而听凭妇女实行像奴役男人的卡特琳·德·梅第奇那样的统治。”（26）
    第三，18世纪下半期，妇女多次在反饥饿的行动中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往往被人们视为“显而易见的闹事者”。在大革命期间，妇女仍继续担当这种传统的角色。在革命家看来，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妇女结成民众团体，将会增加现有阶级斗争中的性别斗争，它将破坏共和国的团结，瓦解社会，并导致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的失败。安德烈·阿玛尔声称“妇女通过她们的组织而具备了一种对公共事务有害的狂热，国家的利益将因狂热的冲动所产生的恐慌和骚乱而牺牲”（27），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白。一方面，由于“妇女的精神状态和政治素质的天然缺陷”往往会导致一些极端的行动，很可能成为“敌人”利用的一个工具。按照一个警察的说法：妇女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妇女俱乐部的活动只能是反革命投放在民众中的“一个争执的苹果”（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