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江户末期（1793-1853年）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中后期，幕府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挽救幕藩体制危机。18世纪末19世纪初，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开始解体，主要表现为以大阪为代表的特权性质的中央市场逐渐衰落，以广大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民族性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加之幕末各藩的成功改革以及开国贸易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幕藩体制及其商品流通机构最终瓦解。
    （一）中央市场的衰落
    幕府之所以能够对全国的商品流通加以控制，是因为它建立了以大阪这样的中央市场为核心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在这一机构下，全国各地的商品必须首先运到大阪等中央市场，大阪等中央市场无论对农作物，还是商品都有贸易优先权。但到江户末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手工业技术的广泛传播，掌握了产品加工技术的栽培地区的范围较江户中后期有了很大发展，各地区的产品不必经由大阪，可直接运往全国各地，极大地动摇了大阪作为全国商品集散地的中心市场地位，也使得幕府依靠原有的流通机构已很难对全国商品流通加以控制，对经济的统制权开始衰落。
    大阪作为全国性中心市场，地位凸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幕府所在地--江户的各种产品的供应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江户周边地区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江户周边经济圈”，极大地动摇了大阪作为江户地区产品供应地的特殊地位。江户从大阪输入的商品数量大为减少，如将安政3年（1856年）和享保11年（1726年）江户从大阪输入的商品量加以比较，就会发现，皮棉、木棉、油、酱油等商品对大阪市场的依附率明显下降，尤其是酱油，此时几乎完全依靠江户周边地区的供应。（享保11年和安政3年江户的输入量）[7]（p.192）
    面对大阪市场中心地位的动摇，幕府采取了加强对部分商品实行统制的政策，以此保证大阪地区的商品输入量。以油和棉为例。为保证大阪市场油的输入量，文政5年（1822年）幕府下令禁止兵库、西宫、滩目等地区直接向江户输送油。这一政策引起了摄河泉三地1000多个村的集体国诉，但幕府不顾农民的要求，继续保护大阪市中的油问屋的特权。文政六年（1823年）摄河786个村的13个代表要求幕府解除大阪三所丝棉问屋的贸易独立权，实行丝棉的自由买卖。这一要求再次被拒绝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国诉。面对压力，幕府只得下令取消大阪丝棉问屋的贸易特权，各地也开始向江户大量输入棉产品，大阪市场的重要性被削弱。大阪中心市场地位的动摇表明幕藩制商品流通体系开始解体。
    （二）民族性质的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首先，以日本的东北地区的秋田藩为例。秋田藩以农业为经济中心，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发达。幕末其输出额的91％是稻米和其他杂谷，其中稻米占84％。输出的稻米中的1／3为贡租米，剩余2／3为农民贩卖到市场上的商品米。其输入品中近一半（45％）是衣料制品[11]（p.262），棉布、棉花主要从西部地区输入，绢布主要从关东一带输入。由此可知，东北地区的农民是以米谷为输出品、以衣料为主要输入品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中发挥作用的。
    其次，以明治二年（1869年）萨摩藩的输出入商品数额为例。当时，萨摩藩商品的农作物和海产物输出的种类较多，其中黑砂糖输出几乎占一半，输入额的一半以上都是丝织品、棉花等与衣料相关的产品，米谷等仅次于衣料阻[14]（p.135）。这表明幕末时，萨摩藩的农业是以种植作为商品的农副产品为主，将之输送到中央地区，而从中央地区输入衣料和米谷。由此可见，以萨摩藩为代表的西南各藩是作为商业性农业很发达的地区加入到全国统一市场之中的。
    最后，中央地区。中央地区是日本经济的中心，这一地区是当时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不仅包括大阪、江户等中央都市，还包括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都很发达的畿内地区。元文元年（1735年）大阪向江户输入的商品中，米谷占全部输出额的7％，衣料制品占21％，为米谷的3倍[8]（p.168）。江户时代的稻米是武士阶级所收贡租的商品化，与之不同，衣料制品是以农民的商品生产为前提的，是作为农民的商品被买卖的。衣料制品的输出额达到稻米输出额的3倍，这表明农民商品生产的快速发展。中央地区是绢、棉等手工业生产发达地区，这些绢棉制品不仅在中央地区内部流通，而且被运往东北和西南地区。中央地区参与到全国市场的方式是从东北地区购买米、从西南地区购买农产品和海产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幕末时期日本的地区分工已十分明显，东北、西南和中央地区之间已开始互通有无，全国各地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商品流通网。促使这一新的流通网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这时日本全国范围内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这里所说产小商品生产指的是农民开始成为商品生产者，富农作为农村商人开始取代都市特权商人成为商品流通的主要承担者，幕府的统治基础--本百姓（小农）变质为小商品生产者是幕藩体制瓦解的主要原因。
    （三）天保改革
    面对上述的变化，天保年间，幕府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大改革--天保改革。这次改革对商品流通环节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解散株仲间。1841年，幕府下令解散十组问屋及其他问屋仲间，任何商品均可自由买卖。第二年，幕府又下令强调解散所有株仲间。这一措施表明，幕府放弃了自享保改革以来一直坚持的通过对都市株仲间的统制调节物价的政策，虽然幕府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物价，但却给予了农村商人自由贸易的权力，保障了商品的自由流通。
    与幕府实行改革的同时，各藩也积极进行改革。幕末各藩改革中最成功的当属西南地区的长州藩和萨摩藩。以萨摩藩为例。文政末年，萨摩藩的债务高达500万两，利息每年高达35万两。为扭转财政匮乏的局面，萨摩藩进行改革，到天保11年（1840年）萨藩已储备了约50万两白银，并以此为资金着手军事改革，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后来的维新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不断弱化幕藩制商品流通体系相反，各藩通过改革建立起了独立的商品流通体系，实力不断增强。为重新加强对商品流通过程的控制，1851年，幕府又颁布了《问屋再兴令》。但由于自《株仲间解散令》实行后，新兴商人与生产者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各藩通过专卖制也确立了各自独立的领国市场，幕府的这一法令已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统治全国市场。正当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面临国内危机一筹莫展之时，日本经济又受到了来自国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在开国贸易的冲击下，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彻底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