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革法通过后，阿根廷政治生活呈现出新的形势，赢得选举胜利又成为激进党政策的重点。激进党政策的着眼点转变为拉拢选民、争取选票、赢得选举。激进党政策重点的转变对早期民众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在此期间，伊里戈延在宣传上依然保持了早期民众主义的折中性和调和性。伊里戈延宣称：“激进党尊重任何合法的利益，也真诚地培育可以为真正的国家利益而献身的各种力量。如果以前没有宣传其魅力和纲领，只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党在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实现选举的神圣性。党继续他的事业，从现有邪恶、混乱的秩序中拯救国家。”(12)选举法改革之后，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中产阶层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选民群体。在实践上，争取中产阶层的支持则成为伊里戈延考虑的重点。在经济上小有成就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上却是被寡头政治所排斥的“门外汉”。殷实富足的中产阶层渴望分享政治权益，获得主导社会的机会和空间。激进党所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原则为中产阶层参政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中产阶层逐渐向激进党靠拢，成为激进党潜在的选民。伊里戈延又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各种口惠政策坚定中产阶层对激进党的支持。因此，中产阶层较为集中的各个领域都成为激进党的关注点，军队首先进入伊里戈延的视野。1912年前后在阿根廷军队中，多数中下层的青年军官都来自中产阶层，而高级军官更多的却来自大农牧业主家庭的社会上层。因此军队中的中下层与高层之间不仅存在级别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格格不入。从主观上，中产阶层不仅将军旅生涯看成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也希望军队成为实现这种理想的场所。然而，在固有的军队体系中，中下层军官逾越社会等级进入军队高层的机会非常渺茫。针对当时军队的状况，激进党不断地宣传要支持军队职业化，增加应征入伍的人数，为中产阶层提供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伊里戈延还不断地宣称支持军队中青年军官，维护他们的权益，增加晋升的名额和机会。这些政策为阿根廷新兴中产阶层成为职业军官打开了大门，为中产阶层提高社会地位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因此，大部分中下级军官都认为激进党倡导的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给予激进党极大热情和支持。在培尼亚选举法通过后的各次选举尤其是1916年的总统大选中，中下级军官始终站在激进党一边，成为伊里戈延强有力的支持者。对于中产阶层较为集中的另一个领域——公共事业部门，激进党提出将增加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提高公共事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等有利于中产阶层的许诺。激进党除了在物质上为阿根廷中产阶层勾勒了美好的未来，在精神上，伊里戈延也加强了对中产阶层的吸引力。从祖籍来看，阿根廷中产阶层的祖辈大多是南欧国家的移民。随之移民阿根廷的是他们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因此，天主教价值观就成为阿根廷中产阶层家庭主体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伊里戈延不时地以个人身份举行应时的慈善活动以迎合中产阶层的宗教信仰。最典型的例子是1916年总统大选前，伊里戈延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自己的工资用于慈善。诸如此类的针对中产阶层的拉拢政策在当时激进党的宣传中屡见不鲜。20世纪初，伊里戈延的民众主义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体现了中产阶层的要求和愿望。激进党自然博得了中产阶层的好感和支持。很快，激进党就被认为是阿根廷正在成长的中产阶层的政党。
    没有取得阿根廷合法公民身份的工人不能享有公民权也无法参与选举。此外，阿根廷的工人大多是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在思想上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在实际中又分属不同的工人派别。组织上的分裂大大降低了工人阶级的影响力。当时阿根廷的工人阶级最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对政治权益表现得比较淡漠。针对阿根廷工人阶级的特点，伊里戈延在对待工人时主要是与工人派别中较大的温和派保持一种非正式的私人关系。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关系保持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和沟通，至少与工人阶级的温和派保持一种友好或者协商的关系，并且在经济上给予工人阶级中的温和派更多的实惠。伊里戈延通过利用工人阶级组织上的分裂，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来拉拢、约束和稳定工人阶级。
    在阿根廷内地，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新兴阶级尚未形成，原有的贵族仍旧掌握着内地省份的政治、经济大权。所以，在内地各省，激进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没有进行宣传、动员的空间。在这些地区，激进党与寡头政治的做法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保证大农牧业主经济利益，确保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政治上，激进党极力向大农牧业主倾斜，尽量满足他们在当地的政治要求。激进党在内地只是获得了一小部分的支持。因此，1915年一位保守派领导人给激进党的定义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只是一个在农村有一些支持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党。”(13)
    伊里戈延利用早期民众主义政策获得了城市中绝大部分新选民的支持。1916年在阿根廷总统大选时，面对分裂的保守派和封闭的社会党，激进党充分地利用了城市新选民的支持获得了选举胜利，伊里戈延当选为国家总统。从培尼亚法生效到1916年伊里戈延当选为阿根廷总统，伊里戈延和激进党为争取选票而进行的宣传实践活动完成了早期民众主义形成的第二步，即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阶级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博得广泛的支持。伊里戈延领导激进党在与保守派斗争中不仅注意到民众的力量，而且在不断地鼓动民众的政治热情，通过各种途径组织、领导民众运动为己所用。早期民众主义形成于伊里戈延在发掘民众势力，利用民众力量，领导民众运动中。至此，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