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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众主义不仅影响了经典民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丁美洲“新民众主义”的发展给予了启发。当然，20世纪后期拉美大陆的新民众主义更多的受到经典民众主义的影响。新民众主义尽管与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在经济政策上有所不同，但新民众主义的着眼点没有变，依然是动员体制之外受到主流社会排斥的社会势力的支持来完成打破原有社会体制的变革。新民众主义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实施后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在阿根廷财政积重难返、经济崩溃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阿根廷经济开出的一剂猛药。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对阿根廷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的作用有多大。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本质上是与阿根廷原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相抵触的。新自由主义要求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单位，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原则，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没有在阿根廷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平衡，扩大了贫富差别。阿根廷社会承担着巨大的动荡和由此而产生的灾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争取大众的信赖，争取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以梅内姆为代表的阿根廷政治家再次将眼光转向民众主义。他们通过与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进行动员，向群众宣传当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彻底改善阿根廷经济状况所必须承担的代价。他们利用民众主义的动员方式希望换取群众对当时经济困难的理解和容忍，在政治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新民众主义的实施主要是针对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新民众主义实施的目的是要打破工会对国家经济的钳制，摆脱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僵化的管理体制，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来获得原有体制之外的广大民众在政治上的支持。无论是“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还是“新民众主义”，其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借助民众势力，利用民众主义运动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伊里戈延时期，“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原因是阿根廷经济现代化的初步发展对社会形成的触动和冲击。庇隆时期，“经典民众主义”兴起的原因是阿根廷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挑战和破坏。“新民众主义”则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实施给阿根廷带来混乱和对社会体系产生解体影响的情况下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