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超级大国间和平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其实施军备控制。虽然人们很少仔细地加以验证，但事实上军备控制已成为国际政治话语中不言而喻的问题，它指的是国家的军备水平越低，国家间的关系就越好。严格说来，联合国建立之初，军备控制并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30年代的战争教训在人们的脑海里依然记忆犹新。力量的联合意味着应该有力量可以用来联合。1943年的四国宣言在涉及战后军备控制问题上，缔约国只是就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展开合作。
    在宪章第26条中，安全理事会应负责拟定具体方案，提交联合国会员国，以建立军备管制制度。同时，宪章第11条，大会被授权考虑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合作之普遍原则，包括裁军及军备管制之原则，并得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于该项原则之建议。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些谨慎和较为实际的指导方针发展成为冠冕堂皇的决议的过程中，联合国是如何实现其所谓的进步抑或退步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通过了这些旨在支持“在有效的国际控制下实现普遍和完全裁军”的决议，自此这些决议一直成为联合国议程中的重要部分。事实上，这是由于宪章起草时发生了两件令人始料未及的重大事件的结果，即核武器的爆炸和冷战的开始。
    核武器控制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数量上有别于我们所熟知的常规武器控制的问题；同时，有鉴于核武器本身的独创性以及美国对其的独占性，核武器控制也是一个更为重要和可操作化的问题。联合国大会的第一份决议就是在1946年1 月召开的大会上成立了有广泛职能的“原子能委员会”。除了其他一些事项之外，此决议规定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必要的范围内控制原子能以及确保其仅为和平目的而使用；摒弃国防军中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用于扩大破坏之主要武器；并且以检查及其他方法，有效保卫遵守国家免受破坏及规避行为而生之危险。所有这些事项从那时起就一直出现在国际议程上。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很快出台了一份虚幻而又貌似慷慨的“巴鲁克”计划。它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控制核武器的整个生产过程，包括从铀矿的开采到实验室阶段直至制造原子弹；这个机构拥有在世界各地实施检查和执行的全部权力。然而，美国自己却拒绝放弃所拥有的核武器，直到这种监督机构能真正建立并能正常工作。苏联认为此项计划就是美国要永远维护其对核武器的恒久独霸权的一个诡计而已，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议案。议案要求所有的国家承诺不生产、使用、储存核武器的义务，并销毁现存的一切核武器。国际观察只应针对那些声称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样，美国也把这份提案看作是裁减其军备的公然企图，根本不能保证苏联人不会建立自己的核武器。
    随着冷战的深化，双方继续固执己见。美国想利用其在大会中的多数支持来使联合国采纳巴鲁克计划。苏联转而开始进行私下宣传，并组织了强大的和平攻势，要求完全禁止核武器以及全面削减常规武器的1／3。由于苏联提出这个提案的时间是在1948年9月，恰逢柏林封锁期间， 当时西方强国正绞尽脑汁地要纠结足够的军力以平衡苏联在常规武器上的优势，所以这些也只被看作是一个宣传手段而已。和平攻势在1950年3月的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上达到了高潮， 它要求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恐怖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像1918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行为一样，苏联在和平大会上越过了政府领导人而直接向其国家的人民宣传呐喊。至此，裁军还不是一个可以进行严肃认真谈判的事情，而是陷入了你争我夺的宣传战中。
    20世纪50年代，局势有了缓慢的发展。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使苏联可以以一种愉快的心情来参与实际谈判，而斯大林死后掌握政权的领导者也开始寻求与西方重建一种较为合理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双方所拥有的核武器不断发展使得核战争的前景变得令人万分恐怖。同时，由于少量的核裂变原料就可以造成极大的破坏性，这使得国际核查变得难上加难了。所以，即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重开正式谈判，他们也不会把注意力过多集中于实现销毁核武器的最终目标上，而是更多地关注一些预防性的初步措施，诸如：控制或停止核试验，削减核原料的生产，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以及预防突然袭击的发生，等等。
    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这些问题在1952年建立的裁军委员会上首次得以展开讨论，该委员会的宗旨在于既削减核武器又削减常规武器，虽然迄今为止这两类事项仍然分别加以考虑。委员会草拟条约草案（或条约）应包含此类提案内容：调控、限制及均衡裁减一切军事力量及军备；废除主要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原子能实行有效管制，确保禁止原子武器，并保证原子能仅用于和平之目的。
    但是，由于涉及的问题越来越有技术性，而且讨论也趋于严肃化，所以委员会内部的谈判就演变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对话，例如1958年“关于突然袭击的会议”中的重要谈判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展开的。这些发展变化当然不受由越来越多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大会的欢迎，这些国家对于自己被排除在重要的讨论之外感到深恶痛绝。1958年11月，大会通过了一项由印度和南斯拉夫提出的议案，议案的内容是扩大裁军委员会，其成员应包括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这样，美苏之间有效的双边谈判自然就难以为继了。
    因此，自1959年起，一个持续了30年的模式逐渐形成。由于联合国大会由那些不满被强国排除在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控制，于是它们开始利用裁军问题作为对付超级大国的武器。应苏联的请求，一项关于“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事项被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1970年，联合国宣布70年代为“第一个裁军十年”。1976年5月，联合国大会召开了“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目的在于为国际事务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利用面向未来的裁军议程的全球战略手段，使各个国家远离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1979年联合国又宣布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1982年6月召开了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 根据联合国官方年鉴的记载，140个国家和来自450个非政府组织的30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联合国还收到了几千份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组织、团体、个人呈交的有百万签名的书信和请愿书。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开展世界裁军运动之外，联合国大会没能就任何一项具体行动议程达成一致意见。1988年，又一次特别会议准时召开，但同样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埋头研究那些出于善意行为而制定的文件实在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经历。鉴于超级大国越来越多地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展开它们的双边活动，或者通过诸如“战略军备限制对话”的方式成功地达成各种协议，那么这些文件究竟对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走向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就很难做出判断了。然而，公正地说，联合国的行动还是维护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置身其中的超级大国及其联盟难以轻易地放弃达成有关武器协议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