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努力最终还是有所收效。美苏两国相继签署了一些双边协定：如 1987年9月签订的关于成立减少核威胁中心协议；1987年12月签署的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批准极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1990年6月的销毁化学武器协定；1991年7月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同时，在1986年9月举行的CSCE 斯德哥尔摩安全大会的最后文件中，制定了影响广泛并使人重建信心的军控措施，1990年11月欧洲还通过了常规武器条约。这一系列协议的达成应该归功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带来的苏联在政策上的巨大转变，而不是联合国大会的压力所致。
    另一方面，联合国产生的这种环境给美苏双方都带来了一种恒久的吸引力，促使它们放弃那些浮华而不切实际的宣言式政策，转向达成一些谨慎、扎实而循序渐进式的协议。这种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超级大国之间关于军控问题的谈判被认为是更为重要的，结果导致对目前或潜在的冲突爆发区域的讨论缺乏足够的重视，例如，中非、南非、中东等地区。当联合国大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笔墨讨论关于裁军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时，却没有对那些国家间的公开的侵略行径采取任何行动，比如1975年印度尼西亚强占东帝汶，1980年伊拉克攻击伊朗，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等。只是在1990年，面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公然入侵，联合国采取了行动，但当时的情况也有其特殊性。当时的情形是：主要西方大国的利益都纠缠其中，苏联又是美国的受益者，而大部分中东国家对萨达姆·侯赛因如此突然而又残暴地扩展自己的权力心存恐惧。联合国第一次如其创建者所期望的那样采取了行动。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事例，但如果我们据此就认为此类情况会经常发生，那就无异于自欺欺人。
    （二）遏制地区冲突
    联合国的另一个作用在宪章中涉及不多，与其说是继承了国联的传统，倒不如说是更多因袭了1914年以前的维持欧洲秩序的大国协调一致的原则：这种作用体现在通过维持和平、调停以及斡旋来遏制地区冲突。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最初并没有包括在联合国宪章的构想中。作为观察员、调停者和缓冲部队，它是在应对无数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冲突的过程中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冲突包括：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的冲突，印巴冲突，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省、刚果、也门、塞浦路斯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维和行动都发生在后殖民地区域，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些地区在政权的合法性或边界问题上都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大国对这些地区的维和行动，即使不同意也至少不会强烈反对以至对联合国的努力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维持和平、调解、斡旋理所当然是维和行动中最为重要的。特别体现在中东地区，正是由于联合国的介入，才使得中东的紧急情势屡次得以缓解，没有演变成为重大的冲突。但是，这些行动的成效局限于联合国成立的头四十年中。联合国的介入可以防止冲突蔓延，却很少能解决冲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安理会，由于安理会的内部意见分歧，导致其不能形成“包容性”的国际框架来协助冲突方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以及提供必要的保护性机构。缺少这样的国际框架，在面临极端暴力的根深蒂固的复杂情势时，各方就不可能公开地以自身的力量来缓解这些情势。
    80年代中期以来，联合国为建立这样的国际框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维和行动在数量和目标上都有很大的拓展，但是仍有严重的障碍横亘在面前。在联合国所遭遇的情况中，没有比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的情形更为暴力，复杂以及难以缓解的了。它与黎巴嫩的情况十分相似，也是由于一个多文化国家的分裂造成的；但是在战争的规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族仇恨上，它却远远超过了黎巴嫩冲突。“可维持的”和平只是在有限的区域内短暂出现过，联合国介入也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缓解了人道主义危机。“和平的建立”包括执行与军事占领难以区分的平息战争行动，和随之而来的无限期的维持秩序的义务。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表现出意愿来承担这样的责任。
    四、结论：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性结构的障碍
    由于主要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联合国或者说组成联合国的国家没能建立起其创始者所期望的国际安全框架。正如厄克特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这样的失败使所有有关裁军问题的华丽语言和规劝行动都失去了价值。现在人们已经很少提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始理念是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带来安全感和相互间的信心，因为按照这样的理念，裁军和军备控制行动就能够在安理会的支持下得到发展。这也清楚地表明，除非建立这样的安全意识，否则由联合国大会提请的一些要求和建议将依旧是无效的--无论其数量有多少，重复过多少次，或者其意愿多么良好。
    联合国曾经有过非凡的成就，它不仅保留了已经存在的国际性合作团体--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法院等--而且还建立了更多类似的组织。它促进了整个世界从以欧洲为中心向真正的全球体系的转变，并且以一种非常有序和相对平和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转变。它已经为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中心舞台，并将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它最小的和最不起眼的成员国也能感受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但是，它没能成功地完成其首要任务，没有建立起使每个国家都能从整个集体的力量中获得安全保障的世界新秩序，它仅仅是映射出这个世界的无序、恐惧和纷争，并竭尽全力加以缓和。
    冷战的结束能否最终恢复联合国的能力，使其成功地履行宪章赋予它的职责，抑或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消失是否反而暴露出建立全球性国际安全结构的深层次障碍，虽然目前看来后者可能性似乎更大，但我们仍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Brain Urquhart,“The Role of the UN in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Alastair Buchan Memorial Lecture）， Surivsal, No. 5, Sept.- Oct.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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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UN Department of Disarmament Affairs, The United Nations andDisarmament 1945-1985, New York, 1985.
    [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raic Energy: Growth of a Policy, Publication 2702,1946.
    [6] Bernhard G.Bechhoefer, Postwar Negotiations for Arms Control, Washington DC,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