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流行着“冲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霸权稳定论”等国际安全理论。美国政府的国际安全政策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美国披着反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和维护“国际安全”的外衣，在使世界“民主化”和“消灭世界上的暴政”的口号下，行霸权主义之实，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而对美国霸权主义对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更不应低估，应予以充分揭露和认真对待。
    一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西方出现了各种新的安全理论，其中最主要的安全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西方领导下的国家间合作，而建构主义理论则公然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要求建立西方统治下的国际安全模式。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最关心的，并不是权利和能力的无限扩张，而是安全本身。因此当追求更大权力、可能冒更大的风险时，国家之间就可能选择有限合作，并使相关国家组成安全体制，以对国家间的权利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的限制。但是国家间的合作，应在西方民主基础上进行。
    新自由主义理论鼓吹，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化和普遍，使得在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可能。发展国家间的制度化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高机遇。这种理论的核心，一是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二是大规模地出卖国有企业，全面快速地私有化；三是金融、贸易、投资等绝对自由化。[1]（p4）
    建构主义理论则综合了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进行发展，提出了“合作安全观”。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合作是由具有“集体身份”的行为体，出于“利己目的”，在强化“自我约束”形成“协力办事”中相互构建的，这个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安全合作的形成过程。[2]（p2）
    建构主义学派分为“欧洲派”和“美国派”。欧洲学派以哥本哈根学派和英国学派最为著名。哥本哈根学派以“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为中心。在哥本哈根学派中，又有英国学派、美国学派等之分。
    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等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国家主权过时论，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国际社会”，以保证国际安全。
    冷战结束后，巴里·布赞等人在1990年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对传统国际安全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这些论著有：巴里·布赞等5人合著的《欧洲安全的重铸：后冷战时代的前景》出版；1991年，布赞再版了《人民、国际和恐惧：国际关系中国家安全问题》一书；1993年布赞的《认同、移民和欧洲的新安全议程》出版。这3本书奠定了哥本哈根学派的范式分析基础。此后，布赞又先后出版了《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1993年）、《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1998年）、《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1998年）《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在构建》（2000年）等著作。[3]（p11）
    巴里·布赞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面对冷战后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把安全问题放到国际体系（互动或互相依存的单元的最大集成物）、国际次体系（国际体系中的单元群，主要是区域和区域组织）、单元（由各种次集团组织、国家、民族跨国公司等行为体构成）、次单元（单元中有组织的人的集团，如官僚机关、援外集团）和个体等5个层次进行分析。他迷信在这5个层次中，国家、区域和国际体系在国际安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布赞的这些观点，有合理的部分，但也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承认国家、区域和国家体系，在国际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和全球层次之间，存在一个“地区子系统”，即“安全复合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国家主权已经过时，需要西方领导，建立一个“全球国际社会”，取代国家。[4]（p1）
    布赞说，自文明肇始以来，军事一政治单位一直是主导单位，但是全球化正把国家从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因此这种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他宣称当代主权国家正在进行“大变革”，国家正在被“空心化”，坚固的边界和强大的主权政治被销蚀，这二者正在被可渗透的边界、分层的主权和共同的国际和跨国际的“空间”（电子空间、市民空间、商业空间、法律空间和文明空间）通过“谈判”达到的安排所取代。通过贸易和金融、通讯和传媒、旅游、法律的某些方面和人权等，边界已经变得可被渗透，而且已经千疮百孔等。[3]（p316） 布赞还认为，越落后的国家，对全球化的抵制就“越发强烈”，其相对落后性可能会成为全球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张的主要障碍。[3]（p323）
    他把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落后的国家是前现代国家、中国等是现代国家，而美国、欧盟等民主国家是后现代国家。国家必然向民主的后现代国家转变等。他强调，《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已经过时。他的观点，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唱和，如阿尔伯特（Albert）和布洛克（Brock ）等人说，“非边界化”正在“有效地摧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沃森（Watson）则公开宣扬“反对国际社会中的无节制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而赞同更多地接受“霸权式权威”。[3]（p323） 英国学派的观点对美国学派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学派以亚力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和戴维·鲍德威（David Baldwin）等人为代表。他们都反对国家主权原则，而鼓吹“霸权”。戴维·鲍德威说：“安全领域源于冷战的国际安全的狭窄军事观念，在处理后冷战世界时已显准备相当不足……其军事优先的治国之术限制了其容纳许多不从属于军事安全的外边和内部问题的能力。”他们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本体论上的“国家主义”，企图否定国家主权；二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
    为此，他们反对传统客观描述现实世界的方法，反对传统客观主义主张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并寻求不受分析家自身观点和偏好影响的世界的客观知识的认识论，而主张主观性创造国际安全。他们还反对国家中心、种族中心等冷战“规范和精神”，要求“延伸”和“拓宽”原有的国家安全观。[4]（p49）
    所谓“延伸安全”，就是将安全的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建立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依存关系。在他们看来，安全有很多潜在的指涉对象，如人类集体与个体、特点区域的超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本身。[4]（p49）
    至于“延伸安全”，不是将国家及其政府作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安全行为体，而是通过国际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区域安全安排、各种层次的公民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因此，要采用“一种多纬度的方法”，即由“国家联盟和跨国公民社会的合作来实现人类的共同安全”。[5]
    而所谓“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性别等新的安全领域。因此安全研究不能只集中在研究传统国家安全方面，而要更关注经济、生态和国内侧面的安全。
    “拓宽安全”和“延伸安全”的结合，就产生了西方的“综合安全观”。
    西方的“综合安全观”最先是欧安组织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概念基础上提出的。1996年，欧安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一个21世纪的共同和综合安全模式的里斯本宣言》（又被称为《21世纪欧洲安全模式宣言》）。该宣言详尽阐述了欧安组织的“综合安全观”。其基本内容如下：1.新时期国际安全问题呈现综合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国内冲突国际化，主权观念发生变化。2.手段的综合性：应在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和市场经济等价值观的基础上，走安全合作道路，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共赢”的“共同安全”。3.欧安组织成员国应享有平等的安全地位，相互尊重各自安全利益，不以他国安全为代价增加自身的安全。4.“综合安全观”具有普遍适用性，有必要在国际上推广欧洲安全模式。[2]（p3）
    从表面看，虽然欧洲安全模式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如合作、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共赢”的“共同安全”等，但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因为实现“双赢”、“共赢”和“共同安全”的前提是以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和市场等价值观为基础的，是用美国和西方的民主指导合作、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和“共赢”的“共同安全”。因此，欧洲安全模式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应该受到批判。
    欧洲安全模式那种要取消国家主权，在西方价值观下实现“国际安全”的做法，当然不会被非西方国家接受。对欧洲安全模式，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东南亚国际联盟（东盟）在谋求地区安全合作上，虽然借鉴了欧安组织的一些做法，但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仍然强调国家主权优先的原则，强调“通过地区安全，来确保国家安全”。
    尽管如此，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的国际安全观，还是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各国的安全政策和战略，为西方的全球扩张，特别是为美国的全球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