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
    在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界流行着“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文明冲突范式”理论和“霸权稳定范式”理论。[6]（p1）
    “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是影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的第一种理论，它包括“历史终结论”、“冲突终结论”或“战争终结论”等内容。
    “历史终结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福山宣称，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众多的信奉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定自由主义必胜、全球市场必胜。在这种思维下，又衍生出“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鼓吹“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是不倾向于相互开战，而是通过自我克制、劝说和妥协，以和平方式有效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事实上，鼓吹民主和平论的人不是缺乏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众所周知，现代欧洲史上的战争，绝大部分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英、法、美等国是西方“民主国家”，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只不过其“民主”的牌记不同罢了，它们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民主而已。[7]（p60）
    “冲突终结论”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现任总统小布什以及一批美国学者所鼓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终结”论，或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终结论”。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老布什等人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合作及和平”来解决。美国学者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和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等人则认为，虽然战争仍有可能发生在前发达国家，但很可能战争“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将不会再发生，而且一个能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框架将牢固地建立起来”[8]（p176） 。他们还进一步说：“大规模战争的消失和小规模战争的增加，使世界形成了两个体系--稳定的‘中心体系’和动荡的‘边缘体系’。”[9]（p8） 按照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的说法，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被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即北美、欧共体（欧盟）和日本（或环太平洋圈）之间的贸易战所取代，所以，美国前国务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说：“战争已成为一种只有穷国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6]（p4）
    为了实现霸权，美国鼓吹民主国家没有冲突，并且在“国际安全”的幌子下，要使全世界“民主化”，公开宣扬“民主化”是美国的外交任务。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便把“民主化”列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根支柱，并公开鼓吹“和平民主论”。克林顿宣称：“保障安全和建立持久和平的最好战略，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支持民主的成长。”1993年，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参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扩展战略”，以取代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扩展战略”的核心，就是“扩展世界由实现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7]（p61）
    为了美国的扩展“民主”以保卫美国的“安全”，克林顿政府出兵索马里；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积极推行“北约东扩”，用人权为外交政策工具，干涉他国内政等。
    影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的第二种理论是“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亨廷顿对“终结主义范式”和各种冲突终结或战争终结论都不满意，他专门批判了所谓的“终结主义”范式，即批判了冷战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发达国家间冲突的终结等观点。他认为历史没有终结、冲突没有终结，相反，冷战后存在着“文明冲突”。他说：“我的假设是，在这个新世界里，冲突的根源将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人类之间最大的分野和冲突的主导原因将是文化。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行为体。但是全球政治的基本冲突将出现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6]（p5）
    他开列了七八种文明：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一东正教、拉美和非洲等。由于每一种文明有不同的宗教、思想和表达模式，对待国家、婚姻和家庭的传统，关于法律和权威、自由与平等的观点，对传统和变革的重视等，因此其差别很大。他断言文明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基本差别，导致持久的暴力冲突。
    文明冲突论的要点是：冷战结束后，各种形式的对立和冲突不再存在，而只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明中，核心的冲突是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具体来说，伊斯兰文明和动摇不定的夹缝国家竟对西方构成挑战，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和儒家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为此，亨廷顿要求美国促进欧洲的统一，加强与日、俄的合作，限制伊斯兰--儒家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7]（p61）
    在文明冲突论中，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与“和平民主论”一样，是为了美国的霸权而提出来的。为了美国的安全与霸权，就要在文明冲突的借口下消除与美国立场不同的不同文明的国家。
    美国政府政策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美国政府“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以人权干涉主权，开展反恐战争等政策，无不带有文明冲突论的气息。
    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第三种理论是“霸权稳定范式”，即“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又称单级稳定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来的，80年代被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这种理论将霸权国的国家权力与国际系统的稳定联系在一起，从权利角度考虑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
    “霸权稳定论”的主要观点是：霸权国家建立了霸权系统，这个系统被称为“稳衡系统”。这个系统的最突出特点就是秩序问题。但是，这种稳定并非霸权体系的内在因素，而是霸权国有意维持霸权系统的结果。霸权国凭借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向整个国际系统提供安全、秩序、稳定等公共物资，并容忍其盟国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在霸权体系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因此，霸权国的势力越大，世界和平就越容易达到保证。而当霸权国实力开始衰退时，冲突和争斗就会随之而至。
    这种霸权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在美国非常流行，不少学者极力鼓吹这种理论。他们认为，美国的霸权是防止和平以及国际秩序崩溃的唯一可靠保证，因而美国对外政策的模板就应该是尽可能地在将来保持霸权。[7]（p62）
    在学者们的鼓吹下，这一理论很快成为美国政府追求世界霸权、实行新安全主义的理论依据。冷战一结束，美国就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并多次在其国家安全报告中宣称，美国21世纪的目标就是领导整个世界。与以往的战略相比，这次美国更突出对全球领袖地位的追求和维护对其有利的国际机制。为了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美国政府要通过美国的引导和控制，对国际事务的发展进行深层次的动态干预，使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尽可能地过渡到以美国主导式霸权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6]（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