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美国和西方的所谓“国际安全”，就是要建立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盟国参与支配的、以西方“民主”为基础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如果哪一个国家胆敢影响到这一格局、体系和秩序的建立，那就是影响“国际安全”，就是罪莫大焉，美国就要大加挞伐，加以消灭。这时，美国和西方就不会讲什么民主和自由，就要干涉，就要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搞“颜色”革命，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这就是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捍卫“国际安全”！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给俄罗斯杜马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狼同志”在事关国家利益时，就不讲什么“民主”，而要吃人。
    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安全”观，是希望构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指由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当代国际关系的准则：保障国家的主权；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同样的权利；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只有建立在这些准则上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才可能是民主的。在这种民主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下，国际安全才有保障。
    冷战结束后，由冷战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凸显，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着国际安全。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我们不应低估，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防范。但是，当前威胁国际安全的最危险的因素，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对外进行干涉，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把世界搞得很不安宁。
    然而，当代国际关系的仍然准则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各项原则。过去60多年，国际关系主体发生很大变化，在数量上翻了两番，但是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地位并没有变化；主权和平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也仍然是《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个主要原则。
    事实也证明，冷战结束后，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联合国宪章认可的五大国仍然是影响以至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尚未出现可取代它们的大国或大国集团。
    自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每次国际格局的变化，都是战争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以往的国际格局，美、英、苏、中、法等5 个主要战胜国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大国，并通过设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确立了它们的大国地位。鉴于历史上大国之间发生的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惨痛教训，五大国在创立联合国时，设计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表决程序，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大国间相互制约的机制，这种机制无论在冷战中，还是在冷战后，都没有发生改变。
    例如，在冷战中重新崛起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主要战败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只是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随着非殖民化发展，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与七十七国集团崛起，成为制约东西方对抗的一支新兴力量。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成为多极。在多极化进程中，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国追求的也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由此成为政治大国，而不是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
    正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所说，在当代国际秩序内，即使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11]（p7～8） 由此观之，美国的霸权主义国际安全理论违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实践中将会处处碰壁，难以取得预期的结果。
    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性，同时要讲究策略性。
    一方面，如果不讲原则性，跟在美国和西方后面，极力鼓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把目光集中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为了经济建设的国际安全环境，片面强调与美国和西方的合作，而忽视了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阴谋，那么我国不可避免地就会被逐步西化，蜕变为美国和西方系统中的一员。
    另一方面，如果不讲策略性，领头向美国的霸权地位挑战，我国就会成为美国和西方打击的重点目标，就会失去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就不可能保证我国的国家安全。
    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关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以及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论述，为中国制定安全战略提供了指导思想。这些报告和讲话可以归纳为：
    1.明确认识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既关注大和平，又重视小和平（长期稳定的、和平的周边环境），特别是在实践上，要重视和平。
    2.正确界定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将安全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
    3.深刻把握中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充分考虑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所具有的战略特征，合理分配中国有限的战略资源，制定出合乎中国国家利益和未来发展的国际安全战略。
    根据上述原则，只要我们坚持从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采取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运用综合手段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长期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同时，为维护并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需要根据当代世界具有多极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的特点，结合当代国际安全的新现实，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具体化，推动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为国际安全合作提供指导原则，就能有效地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环境，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
    收稿日期：2006-11-07
    【参考文献】
    [1] 李慎明。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中国面临机遇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访谈录[J].当代世界，2005（5）。
    [2] 杨万明。论综合安全观[J].国际问题研究，2005（4）。
    [3]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再构建[M].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 郑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J].国际论坛，2006（1）。
    [5] Tim Durrne, Nicholas J. Wheeler. We the Peoples: Contending Discourses of Security in Human Rights Theory Practice[J].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4,18（1）：9～12.
    [6]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M].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7] 殷方。论冷战结束后影响美国外交战略的集中西方国家关系理论[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5）。
    [8] Michael Howard. The Lessons of History[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9] Charles W. Kegley, Jr The Long Postwar Peace: Contending Explanation and Projections[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10] 刘丽云，张惟英，李庆四。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 马振岗。国际形势简略回顾与展望[J].国际问题研究，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