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现象是熵增这一自然法则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表达式。据此考察过往的世界史，我们会看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或仍在持续呈现着的全球化进程，宏大尺度上至少可以归纳出三种类型的平衡态趋向，即：人口的、物质的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而正是全球化的这三种主要类型的平衡态趋向，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石即地球上自然环境系统的熵增过程，给予了某种意义的强化。
    （一）人口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
    最为基础性的全球化进程，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平衡态趋向，即人口的全球流动。尽管远古人类由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各个具体环节在时间上难以最终确定，但总体上的人类人口流动最早时间，根据最新人类学或考古发现还是能够前推至200万年以前的。当然，现代人类是否仅源于非洲，目前尚存疑问。⑩但不论“人类走出非洲”的假说，亦或是“多中心起源”的假说，自人类形成过程的最初时期到1500年以后的近代，随着人口向世界各地的逐步扩散，人类渐渐认识、修正并证实了自己所能接触或感知到的客观上的空间世界。事实上，人口的全球流动就宏观意义而言迄今都未曾中止过。
    人口的全球流动具有熵增性质这一点，可以从人类基因研究的一项重要进展那里获得依据。这项进展是，人类基因组国际科研组织机构HUGO（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的“泛亚SNP计划”（Pan-Asian SNP Consortium）（11）发表在2009年12月1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即：论文“亚洲人类遗传基因多样性图谱”（Mapping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in Asia）。该成果运用信息生物学方法，对73个亚洲和2个非亚洲人群中1928位代表性个体身上采集到54794个遗传基因变异样本，进行了深入研究。（12）在分析了其中的相关性之后揭示，史前时期亚洲区域人口流动的基本特点在于：1）人口迁徙在地理空间上的主流走向是由低纬度区域流向高纬度区域；2）各族群的祖先同源；3）从新获取到的基因变异聚类分析谱系树，（13）以及项目研究者就基因变异（SNP）探索未能找到以往认为的人类走出非洲先后经历两波向东亚大陆殖民的任何证据而做出的阐释，清晰地为我们重新勾勒了现代亚洲人始祖走出非洲之后，历经数百万年的扩散、殖民、往返迁徙以及定居融和的基本路径。根据这一研究，我们现在首先能够明确的是，从非洲到亚洲，然后进一步地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这应该才是史前人类人口流动的主脉。而如此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当中，亚洲的主干走向已经明晰，即：非洲→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中南半岛→东亚大陆南部→东亚大陆北部（直至进入阿尔泰地区和西伯利亚）。（14）人类在史前这逾百万年的漫漫光阴里，不懈地用自己的双脚去踏写如此恢宏的壮举，究其最为原始的推动力，应该在于自然人个体和种群本能具有的生存/繁衍需求的驱动。这种需求，同以人的聚居地为中心、人的每日活动半径为范围而圈定成的周边生态环境之间，确立起了趋向某种供求平衡的“人-环境”交互作用。作为开放系统的自然人个体，维系自身的生命周期无疑是要从周边生态环境中不断地汲取物质和能；而人类群体--“社会”，无论种族的、部族的还是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则当然也是完全依赖自然环境所给予的物质和能量方可维系。
    考察世界人口流动的早期史我们还发现，每当人类迁徙至一个新地域时，其同当地环境的关系便会有一个初始的开端。这里所说的初始，是指因客观资源尚未被人类有意识地开采，而环境中原本就有的物质及能的存量相对“大于”人口需求的某种“正向的”非平衡状态。这里“正向”的含义，即“正的熵产生”（diS）（15）--指自然环境的物质和能，是由外向内地从环境进入到人类社会（生物）系统中来。当然，初始的“正向”非平衡，肯定会因为人这一变数的作用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每当人口数量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所增长的时候（与此同时，暂且没有发生传染病、自然灾害、战争，或是人自身有意识的节育尚未普遍成社会行为），人类对环境中的物质和能的索取/消耗便也必然会随之增加。其结果则是改变了初始阶段里单位环境的物质和能的存量，“大于”人口需求这一“正向”非平衡态，令人类同当地环境的关系逐步趋向并最终导致平衡态的出现。鉴于“人”这一变数自身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同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并不会就此了结，而是达到平衡态之后，还要继续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新阶段便是，人口增长促使膨胀了的社会对物质和能的需求总量，突破了人口聚居地单位环境所能提供的极限，从而迫使人类再次地迈开迁徙的脚步，由此便形成了人口的新一轮迁徙或流动。
    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研究均已探明，人类社会在自然状态下解决“人满为患”问题的通常做法，是结构化的分解，即以大化小、以整化零、分居他处。即大的聚居群体会自动分离出若干多个小族群，尔后这些分离开的人口便告别原来的生活居住地，迁往新的未开拓陌生地域。人类人口正是如此地由原来的密集区向周边区域不断扩散开来的。人口学家的研究表明：“在11000年到12000年前，渔猎人群在各个地方安居，随后显著的人口增长迫使他们扩大采集范围……从9000前开始，猎手和采集者被迫进一步扩大食物的范围……开始向农业过渡。”“农业是各种行为的总和……包括空旷土地的开垦”。（16）“由于空间的可用性，农业人员不断地从小亚细亚移民到欧洲，建立了新的定居点”；“同样，游牧民族攻击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所带来的压力必定可以归于空间和资源的掠夺”。（17）其指出，“显然，人口扩张带来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开垦土地、在海拔更高的地区定居和向代价很高的土地转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18）
    人口由密集之地流向稀疏之地，实际上构成了普里戈金耗散结构理论所揭示的某种“反向的”非平衡态。这里所谓“反向”的含义，即“负的熵流”（deS）（19）--指人类社会（生物）系统将自身的熵（以人口为表征的物质和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由内向外地排出旧有系统（人类系统在时空架构上的不断扩展），从而持续增加着人类社会周围环境的熵值。人类系统施加在环境上的“负的熵流”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人口分布的覆盖在地球环境层面上的扩展--人类社会所占据的地理空间的扩大；其二则是，人类群体的废弃物如垃圾（现代社会里还包括难以或不可降解的人工/化学合成品废料）向环境的释放/排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