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的负熵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长期持续着的。据人口学的估算和不完全统计，全球人类人口数量的增长大致为，旧石器时代约为100万，新石器时代约为1000万，青铜器时代约为1个亿，公元元年约为2.52亿，1000年约为2.53亿，1500年约为4.61亿，1800年约为9.54亿，1900年约为16.34亿，2000年约为60.55亿；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大致为，公元元年至1750年是0.06％，1750年至1950年是0.59％，1950年至2000年是1.75％。（20）亚洲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具有代表性，其在公元元年约为1.742亿，1000年约为1.829亿，1500年约为2.838亿，1600年约为3.785亿，1700年约为4.018亿，1820年约为7.104亿。（21）人口增长的同时，则是其成规模的迁徙或流动。仅以中世纪至工业革命期间的欧洲为例，便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移民潮：1）11世纪至13世纪，德意志人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殖民；2）16世纪至18世纪，伊比利亚人向中美洲和南美洲移民，不列颠岛群岛居民向北美洲移民，荷兰人和法国人向远离本土的各自的海外定居点或殖民地移民；3）俄罗斯人向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移民。（22）其中如，南美洲巴西地区的欧洲裔人口数量，在移民潮的推动下有了很大提升，1600年还仅3万人，1700年便增至10万人，到了1820年达到150万人，而1870年则更加猛增到370万人；而中美洲的墨西哥，麦迪逊估计其人口数量的增长，在1600年为250万人，1700年为450万人，内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是来自欧洲伊比利亚地区的移民。（23）19世纪以来，欧洲人口流向美洲呈加速态势，1846年至1932年间，欧洲移民前往美国的人口约3420万，阿根廷和乌拉圭710万，加拿大520万，巴西440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50万，古巴90万。（24）将我们的视线再转向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在公元元年至1000年期间，广袤的土地上人口数量始终没有超过10万人；1500年和1600年，人口数量均为20万人；但到了1700年，人口数量开始上升至30万人，此后由于俄罗斯移民持续地涌入，使得西伯利亚地区人口在1820年达到144.3万人，1870年则进一步增至327.2万人。（25）全球人口的增长，直接增加了人类对食物需求的总量，进而则导致全球耕地和生活占地面积的持续扩大。据估算，全球的农田在1700年至1980年，增长了6倍。（26）统计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这10年，田地增长1.8％，牧场增长2.4％，“其他土地”增长5.5％，森林和林地面积却下降了7.8％。1990年前后，全球总面积为1.304亿平方公里的土地当中，有11％被用作农田，25.8％被用作永久牧场，29.9％是森林和林地，33.3％属于所谓的“其他土地”（荒地、非牧场草地、湿地、人类建筑区域等）。紧随人类耕作用地及生活占地不断扩充的后果则是，地球上生态植被等一些自然形成的诸环境平衡因素，不断遭到人为干扰、破坏，乃至摧毁。如仅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人类就以每年0.4％的速度持续砍伐着宝贵的森林。（27）
    至于第二类的负熵流，即人类群体向环境的释放/排泄的废弃物，则仅是步入19世纪之后，才真正凸显为全球性问题。比如在法国的巴黎，1872年，市民人均每天丢弃200克垃圾；1922年，每天丢弃700克垃圾；1994年，每天所丢弃的垃圾便达到1.6公斤。全巴黎每天产生的家庭垃圾平均约达2800吨，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3％的速度不断递增。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法国，每年需要清除的生活垃圾多达2000万吨，大件废弃物多达600万吨。而在美国，居民人均每日丢弃垃圾的数量约为2公斤。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丢弃的塑料、纸箱、罐头盒、玻璃瓶等数量大幅度增长。占世界人口20％的工业国家在消耗着80％的纸张和铝，用75％的石油生产塑料。与此同时，1985年至1990年，有证据显示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可能将逾500万吨的垃圾运往东欧地区。而仅1989年一年，工业化国家就被指责可能将20％的有害垃圾运弃至发展中国家。（28）
    总之，人类定居和迁徙的行为同自然环境所形成的diS和deS之间的互相转换，构成了一种宏观层面上的循环，即：“正向非平衡态→平衡态→反向非平衡态”，紧接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正向非平衡态→平衡态→反向非平衡态”……如此循环往复，驱动着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系统（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互），由总体的非平衡态，渐进趋向于总体的平衡态。
    （二）物质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
    宏观考察地球形成以来的历史，第二种类型的平衡态趋向是物质的全球流动。地球上的物质流动，内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物质流动，既包括自然环境中物质系统本身的自组织演化、物质交换和迁移，如地球内部的地幔活动、地壳的板块运动、火山喷发、泥土流失和沙尘飘落、大气圈和水圈的流转、生物圈（含人类自身）的扩张与退缩等；又包括人类在以生存和繁衍为先决的主观意志驱动下，对自身之外环境的扰动，以及扰动所造成的自然界物质（自然资源等）在不同时空框架中的迁移和消长。狭义的物质流动，单指广义内涵中的后者，即人类扰动行为所造成的自然界物质在地球上的迁移。
    人类追求物质流动的梦想，可以上溯至远古时代。曾一度活跃于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的苏美尔人对轮子的发明；中国古代秦始皇所推行的“车同轨”制度等，都不外是这一追梦的具体写照。而历史上早期城市里那些对物资交换的买卖需求，以及人类远途贸易的实践，则成为物质的流动得以跨地域运转的推力。
    人类对自然界的扰动行为所带动的物质在全球范围的流动，首先反映在农业革命（当然也延展至其所开启的整个农业时代）和与之相伴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畜牧业方面。农业革命最早几个发祥地有：1）西亚和北非东部尼罗河流域地区（两河流域、地中海东海岸地区和尼罗河流域）；（29）2）中国长江以北和东南地区；3）北美大陆墨西哥一带；4）南美大陆秘鲁地区；5）东南亚地区；6）西非地区等，由于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动植物物种资源等不同，还有人类社会在各地的发展有所先后，致使这些发祥地起始和日后进步也就存在着时间和水平上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为物质的流动提供了某种物理学上称之为势能即类似落差的驱动力。
    人类驯化了的植物/动物的物种，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口的流动，逐渐地散布到世界各地。如史前时期，原生于西南亚地区的小麦、大麦、豌豆、小扁豆；东亚或非洲的大米和小米，都被流动的人口先后传入印度次大陆，其中可以确定的是公元前2000年中期，稻米文化就已在次大陆各地蔓延。（30）数千年后的16世纪，原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则被流动的人口带到了欧洲，该世纪末即1590年或稍早一些，又被引入不列颠群岛的爱尔兰地区。（31）同样也是流动人口的携带及传播，驯化于西亚新月沃地的小麦在19世纪早期，首次被引入新西兰的毛利人聚居地。（32）以上这些人们常见植物在全球范围的扩散表明，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口的流动，便会有人为的物质流动。更值一提的是，具备生命力的物质（如动植物）的流动，通常都会给流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程度不等的影响。比如印度次大陆逾二万种本土野生植物中，可供人类食用的有778种，经历不同时期先后驯化了约80种，其中有33种早在铁器时代之前就已被驯化了。可恰恰是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史前时期物种的流入，在成为印度次大陆当地人口主食的过程中导致了过去近5000年来该地区人类的整个社会存在系统的改变。（33）由此不难推断，人类自主的扰动行为所引发的物质流动，会给整个地球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