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达恩顿是一位颇负盛名却又饱受争议的法国史专家。三十多年来，他围绕法国启蒙运动及旧制度末年的社会与文化所撰写的一系列著作改变了启蒙运动研究的方向。其研究不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哲人为主体，甚至不关注启蒙思想本身，而是构筑了一个由穷困潦倒的文人、善于钻营的书商、形形色色的禁书组成的世界。他认为正是这个领域拉近了启蒙思想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可以说，他将“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拉回到地面，将启蒙运动嵌入至社会生活中，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研究。本文尝试分析达恩顿的研究路径形成的背景与重要特征，并初步探讨其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的社会史：探索启蒙运动的另一种途径
    20世纪60年代，“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观念在英国史学界反响强烈。当时就读牛津大学的达恩顿被这种关注下层的历史学深深触动，于是萌生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撰写思想史、研究启蒙运动的念头。① 然而，原本关注思想精英的启蒙运动研究如何能转而面向大众？达恩顿借助的是所谓“观念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路径。② 那么，这种观念的社会史是如何形成的？达恩顿的这一方法有何特色？
    以观念的社会史研究启蒙并非达恩顿首创，而是他从彼得·盖伊（Peter Gay）和“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那里借来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的发展对思想史形成了冲击，关注启蒙运动的一些学者期望将它置于18世纪法国的社会环境中。美国学者盖伊提出将哲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形成一种观念的社会史。③ 法国的“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也自称考察观念的社会史（I' histoire sociale des idées），以计量方法考察那个时代的“思想惯性”，探测传统有多深厚。④ 观念的社会史的概念启发了达恩顿，而“书籍与社会”小组要将启蒙运动从抽象的话语世界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也是他所追求的。然而，达恩顿又不满于他们的研究，他认为盖伊研究的仍是狭义的启蒙运动，关注哲人的思想，而非启蒙时代的舆论气候。“书籍与社会”小组则更重视连续性而非变迁，他们认为文化惯性在当时的法国仍具强大的影响力，启蒙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它改变不了长时段的因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达恩顿满意⑤，他试图通过新史料和新方法重构研究启蒙运动的观念的社会史。
    曾在牛津学习的达恩顿身上有较深的英国经验主义的烙印，如评论者里纳托·帕斯塔（Renato Pasta）所言，在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等人的影响下，“达恩顿形成了关于历史学家技艺的经验主义的观念”。⑥ 这种经验主义主要体现为对档案材料极其重视，并通过小心爬梳被遗忘的档案再现历史的复杂情境。正是凭借对档案材料的敏锐嗅觉，达恩顿发现了原本鲜为人知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这对他而言如同“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纳沙泰尔曾是出版那些在法国无法通过书报检查的书籍的理想场所，所有可能冒犯天主教会、政府以及传统道德的书籍都可以在此出版。这家印刷公司是旧制度崩溃前20年法国图书的一个主要出版和批发公司，在其档案库中保存了当时的印刷商、造纸商、走私人、售书商、出版商以及作者等撰写的大约50000封信件。⑦ 达恩顿几乎把全部的研究精力都投注到了这个档案库上，在史学界他的名字已和纳沙泰尔紧密相联。同时，这批档案构成了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基石。
    除了挖掘新史料，达恩顿也强调新方法对于建构其观念的社会史的意义。在此方面，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champ littéraire）的理论对他影响较大。⑧ 布迪厄认为，文学是在特定领域内，依照特定的规则并且为了特定的利害关系而进行的一场游戏。他把这个领域想象成一个围绕着有影响力的作家所占据的位置而形成的一个力量—场域。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决定着声望、影响等象征资本的流动。这一理论促使达恩顿思考18世纪无所不在的特权与文化的关系。⑨ 他指出，对18世纪的法国人来说，文化自然是围绕着特权被组织起来的。书籍、印刷商、兜售者、报刊、剧院都有其特权。为了出版书籍，作者要与各种享有特权的团体打交道。此外，文人的生涯也被各种“保护人”主宰，这些保护人是沙龙主人、廷臣及各种大人物，他们能够干预津贴与领干薪的闲差的分配。在18世纪，文人主要靠津贴和领干薪的闲差度日而非靠笔杆子生存。⑩ 因此，达恩顿认为旧制度下的文化界也是一个权力体系，特权、大人物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和布迪厄描述的文学场有些相似。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达恩顿非常关注旧制度下围绕特权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这个网络之下的个体的命运。他曾详细研究过苏阿尔（Suard）、布里索（Brissot）、勒塞纳（LeSenne）神甫以及穆里雷（André Morellet）等人的经历。研究这些个体的经历与启蒙运动何干？达恩顿承认，研究经历不能代替研究思想，但是要给启蒙哲人进行定位的话就有必要考察其经历。因为，这些哲人实际生活在一个充满权力和荣誉的世界中，通过研究他们的经历能够避免犯这样的时代错误——“认为18世纪的知识分子精神自由、可以在纯粹理性的国度中不受束缚的遨游”。要在世上生存他们必须做出妥协并遵守游戏规则。但他们的规则是什么？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的？这是他要回答的问题。（11） 通过研究文人的经历，达恩顿发现这些个体的现实利益与其思想、事业之间存在某种微妙关系。比如后来成为著名革命者的布里索在旧制度末年曾为警方做间谍，又如支持启蒙事业的苏阿尔与穆里雷投身于上流社会，拥有了旧制度所能给予他们的所有好处。（12） 达恩顿要阐释的正是这种微妙关系，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令自己以18世纪文人的眼光看待启蒙运动，对他来说这是“把启蒙运动带回到地面”的一种途径。（13） 可以说，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一个重要层面便是重现18世纪法国围绕特权形成的文化空间，在其中给文人或哲人定位，并挖掘其现实处境与思想之间的关联。
    通过书籍史考察启蒙运动是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研究方法有别于“书籍与社会”小组那种统计书目和出版许可证申请记录的路数，他更侧重分析书籍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销售商以及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要阐释的是生产、销售及阅读书籍的文化环境。他关心的问题是：作者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追求什么？他们怎样与出版商、销售商打交道？出版商、印刷工、书店老板以及沿街兜售的小贩，他们都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对于秘密图书贸易而言，是谁在印刷非法书籍？它们如何传播、交易？这些印刷品对读者形成了怎样的影响？达恩顿的代表作《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年）和他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出版与骚乱》、《法国革命前被禁的畅销书》探讨的正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此种书籍史的研究模式与达恩顿研究文人的方法有相似之处：都是要复原当时的社会网络结构，并把他的考察对象嵌入到这个网络之中。比如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达恩顿详细勾勒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庞库克的各种社会关系：他与其保护人（包括了巴黎警察总监、书报总监、外交大臣等）的关系、他与法兰西院士的关系以及他与合伙人的关系。没有这些重要的社会关系，作为启蒙运动之化身的《百科全书》就不可能创造出版史上的奇迹。达恩顿曾指出，研究观念的社会史的学者“要在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中去追踪思想观念”。（14） 这句话很好地概况了其观念的社会史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