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达恩顿的解释框架所遭受的质疑
    达恩顿在国际史学界具有较高的声誉，其大部分著作被译为法文及多种欧洲文字。学界公认他是当代研究启蒙运动的杰出学者。然而，其解释框架也不断遭受同行的质疑，1998年出版的《达恩顿之争》就是明证。首先，一些学者认为，达恩顿把“格拉布街”文人描述成“文学无产者”并不妥当。1992年埃森斯坦在其研究法国出版史的著作中指出，达恩顿笔下的格拉布街文人布里索、卡拉等人在文坛的生涯是比较成功的，许多不太知名的作家的境遇也并不差。（40） 达恩顿颇为关注的布里索尤其引发争议。1991年，《法国历史研究》杂志便刊登了德吕纳与达恩顿关于布里索的论争。德吕纳认为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布里索曾为警方当间谍，另外，他也不完全同意将布里索视作格拉布街文人，困窘的布里索并未撰写大量的诽谤文字，而是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有关启蒙运动的书籍。（41） 法国革命史专家林·亨特虽未否定达恩顿对布里索生平的阐释，但她不认为这一个案具有典型性。她指出，达恩顿没能将布里索与其他革命者进行比较，没有证据认为大多数革命者都是写手、警方间谍之类的人物。（42） 围绕布里索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格拉布街文人与法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此波普金明确否定了达恩顿的观点。在他看来，“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穷困的知识分子）仇恨既定秩序、等待1789的来临”，而且当革命爆发时，“革命前的作家们分散至各政治派别中”，比如有位革命前的小册子作者在1797年因密谋复辟波旁王朝而被捕。（43）
    在阅读与信念之关系问题上，阅读史专家沙蒂埃与达恩顿见解不同。后者相信禁书的广泛流传在很大程度上腐蚀了崇敬国王的信念，而沙蒂埃认为这种关联并非直接的、必然的。他指出，18世纪的读者并不一定相信读物上的内容，只不过这种怀疑态度没有降低他们对禁书的渴求。此外，由于禁书文本中包含多层面的内容，因此不能认为所有读者都怀着同样的态度来阅读这些禁书，而且他们对文本的阐释也不能简化为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宣言。总之，依沙蒂埃之见，阅读并不一定会产生革命信念，读者并非消极的信息接受者。（44） 对于达恩顿所使用的纳沙泰尔档案材料的权威性，也有研究者提出质疑。评论者卡夫卡尔（Frank A. Kafker）认为，对于整个法语图书市场而言，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所售非法书籍的数量仍是小的。（45） 波普金进一步指出，尽管纳沙泰尔的资料十分丰富，但并不能藉此重建启蒙运动，因为纳沙泰尔的记录从未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大哲的名字相联系。其原因在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始自1760年代，而此时大哲们的主要作品都已出版。既然如此，这些档案就很难反映出启蒙运动期间思想生活的全貌。（46）
    如果说上述批评还算温和的话，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态度问题则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47），在研究《百科全书》的出版史时达恩顿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他强调商业利益是《百科全书》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动力。而达恩顿的某些同行对他以商业视角看待启蒙运动不以为然，比如埃森斯坦将法国边境上的出版社看作18世纪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认为出版商认同于其传播的思想观念，而不仅是受商业利益驱动。（48） 丹尼尔·高登对达恩顿提出了更尖刻的抨击，他称后者的研究是“对启蒙运动的大屠杀”。他指出，达恩顿著作的最大价值是使人认识到法国文化的奇特性，其内容涉及农民的传说、警方报告、出版商信件以及黄色文学等。而旧制度末年的法国正经历着经济、政治与思想上的总体变迁，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应捕捉这一转变进程。但达恩顿关于启蒙与革命的著述并未采用一种适合于分析进程的研究途径，他仅展示了一系列静态的思想生活片断，没有使之成为具有连续性的、动态的进程。（49） 在高登看来，达恩顿的观念的社会史研究具有反精英主义倾向。这种研究路径实际上贬低了思想精英，只关注其经济利益，而同时又拔高了大众文化，将之视为一套思想体系。高登认为，虽然启蒙运动不等同于少数哲人的思想，但是不深入研究那些伟大的思想者就无法界定启蒙运动。（50） 另一位批评者波普金发现，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研究关注非经典著作与次要人物，实际上消解了对于启蒙的宏大叙事，这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倾向颇为相似。（51） 然而，达恩顿本人却在一篇文章中坚决回击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种种批评。（52） 于是，波普金、高登等人认为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与他为启蒙所做的辩护之间存在某种矛盾。一方面达恩顿要超越彼得·盖伊等人对启蒙运动的经典研究，从而构筑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启蒙世界；而另一方面，他又用与盖伊相似的观点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攻击。换言之，达恩顿自身的研究不能为他的回应文字提供学术依托。达恩顿这样的史学家在其学术研究中排除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做法实则强化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偏见，不检省自身的研究就不可能强有力地还击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53）
    应如何审视达恩顿的这一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他是在颠覆还是在捍卫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念？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达恩顿的研究框架确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在对旧制度末年文人共和国分化的研究中，他过于强调上流社会的哲人与格拉布街文人的对立，而忽视了处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又如，在研究阅读禁书如何促进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问题上，达恩顿的解释也较为简单、含混。此外，虽然对格拉布街文人的研究与对畅销禁书的考察都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视角，但他没能阐释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达恩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对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关注发生了从顶端到底端的转变，这一转变吸引了若干学者沿达恩顿的路径进行研究，并促使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成为热点。无论波普金、埃森斯坦、德吕纳等人如何批评达恩顿的解释，他们其实已经在他所划定的研究领域内思考问题了。在对待启蒙运动的态度问题上，达恩顿从未要挑战启蒙思想的价值观念，他只是试图考察在传统的启蒙运动研究中被忽略的文人与非经典文本。然而，时过境迁，今天对于小册子作者、出版商、沿街叫卖的小贩的研究已经不是那么新鲜了。与此同时，对经典的启蒙哲人的研究显得停滞不前。几年前，高登甚至指出，现在已很少有历史学家真正精通重要启蒙哲人的作品了。（54） 鉴于此，关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似乎应出现新的综合，即令“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与对启蒙经典的探讨并行发展，甚至相互结合，从而勾勒出更加完整、丰富的启蒙运动图景。藉此，启蒙运动史专家才能与质疑启蒙运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展开更深入的对话。
    ［收稿日期］2007—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