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重审启蒙与革命
    无论以何种视角与方法研究启蒙运动，启蒙与革命的关联都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传统解释强调启蒙运动为革命做了意识形态的准备。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修正派代表科本则否认了启蒙与革命间的线性联系。他断言，启蒙运动几乎不包含政治内容，与法国革命截然不同。（15） 20世纪80年代末，克赖泽提出，启蒙哲人身上有种保守主义的东西，其总体目标是改良旧制度而非推翻它。对哲人而言，法国革命更多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而非实现之。（16） 沙蒂埃则声称不是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革命，而是法国革命建构了启蒙运动，是革命者利用了启蒙的精神遗产为自身辩护。（17） 总之，在启蒙运动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解释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达恩顿试图通过研究下层的启蒙世界来重新阐释启蒙与革命的关联。
    1、“格拉布街文人”、启蒙运动以及法国革命
    达恩顿研究启蒙运动非常重视以往被史家忽视的一个社会群体——“格拉布街文人”。其实，格拉布街在伦敦，巴黎没有此街名。他使用“格拉布街文人”来指代在阁楼中的饥饿诗人和住在地下室里的写手。尽管这类文人并不都挤在一条街上，但在狄德罗住所附近的穆夫塔尔（Mouffetard）街有很多这样的人。（18） 他们就是伏尔泰和狄德罗描绘过的下层文人，伏尔泰形象地称之为“可怜鬼”（le pauvre diable）。（19） 这些可怜鬼与启蒙运动有怎样的关系？
    首先，“格拉布街文人”数量激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传播。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向上发展，哲人拥有了非凡的声名与地位，这使得许多外省少年梦想成为伏尔泰、狄德罗那样的伟大文人。旧制度最后25年，大量外省青年涌入巴黎，来寻找声名、荣耀与财富，这使得巴黎的年轻作家过剩。（20）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格拉布街文人”。达恩顿对此类文人中的典型人物勒塞纳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勒塞纳抄袭、概述启蒙思想，将之通俗化，启蒙运动成了其谋生工具。正是勒塞纳这样的文人把“哲人头脑中迸发出来的思想传播到了读者手中”。与哲人们相比，他们编纂了更多的文本，很可能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没有勒塞纳这样的中间人，启蒙运动只能局限在沙龙之中。（21）
    其次，“格拉布街文人”又与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据达恩顿分析，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发生了转变：由于哲人逐渐融入上流社会，甚至为等级社会辩护，该世纪中叶那种具有英雄气质的启蒙运动已被驯服。而且，随着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等人相继去世，苏阿尔、穆里雷这样的文人被当作哲人的接班人而倍受器重，他们出入沙龙、入选法兰西学院，获得津贴与好的职位。当启蒙运动传至这些人手中时便失去了昔日的光芒，新一代哲人沐浴在旧制度的甜美生活中，苏阿尔甚至当上了王家书报检查官。（22） 进入社会顶层的新一代哲人为极少数幸运儿，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被边缘化了的“格拉布街文人”群体。巴黎上流社会已没有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的发展空间。在1770和80年代，他们上升的路被挡住了：少数宠儿把持了文学机构，他们占据着法兰西学院大部分席位，而且控制了支持作家的报刊和资助体系。退守到“格拉布街”的年轻文人实际上变为“文学无产者”。他们除抄袭、改编哲人的启蒙思想，还要打各种零工，甚至沿街兜售色情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撰写了大量诽谤文字（libelle）。贫穷困苦的生活令其诅咒封闭的上层文化界，他们以诽谤文字诋毁宫廷、教会、贵族、学院、沙龙，甚至君主制，言语之粗俗是今天无法想象的。（23） 而且他们诉诸启蒙精神中所包含的平等与反特权的思想为自身辩护，并自视为启蒙先贤的真正传人。在达恩顿的研究视野中，考察启蒙运动晚期两个文人群体之间明显的差距，有助于我们思考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最后，达恩顿发现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不断壮大的“格拉布街”变成了革命激进精神的一个策源地，从而迂回建立起一种启蒙与革命的内在关联。“格拉布街”的诽谤文字中虽缺乏抽象的理念与系统的政治计划，但它对上流社会的攻击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达恩顿认为，著名的革命者马拉、埃贝尔、丹东、德穆兰等人“至少有一只脚踏进了格拉布街”，“正是在这条街上埃贝尔学会了《杜歇老爹报》的语言，丹东发现了‘民众骚动’的力量”。（24） 在达恩顿看来，大革命中摧毁学院、驱散沙龙、撤消津贴等颠倒文化界秩序的举措，正可用旧制度末年“文人共和国”分化及其造成的下层文人的仇恨情绪来解释。
    在达恩顿的研究中，最能体现“格拉布街文人”与革命之关联的人物是布里索。外省少年布里索立志成为出入巴黎的沙龙和学院的哲人，在追寻理想的奋斗过程中他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认为哲人的世界应是完美的共和国。而在巴黎的闯荡未能使他跻身于哲人的世界时，他发觉文人共和国充斥着专制主义。尔后，他又从厌恶文人界的贵族特性变得憎恨贵族整体。（25） 但生活的艰辛令布里索不得不向体制妥协，他曾在1780年代中期为警方充当间谍。作为旧制度下的失败者，革命来临时他看到了希望并投身其中，希望在新制度中找回自我。（26） 达恩顿重视布里索的经历不是要诋毁这位革命者，而是为了理解他的生存与写作环境以及“格拉布街文人”群体的境遇。从中他发现了政治激进主义与革命前想成为牛顿、伏尔泰的受挫青年之间的关联。（27）
    2、禁书的启蒙精神：革命意识形态的一种起源
    18世纪的法国人读什么书？其读物中是否包含了革命意识形态？早在20世纪初法国史专家莫尔内就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他对18世纪私人图书馆藏书的拍卖目录进行了统计，结果20000册书中才有1册是被视作革命圣经的《社会契约论》。他发现，18世纪的人似乎更喜欢读情感小说和冒险故事，而不是思考关于人民主权与公意的问题。（28） 但达恩顿指出，“那些印刷出来被用于拍卖的图书目录都是经过书报检查的，莫尔内想在其中发现的意识形态因素已被过滤掉了”。（29） 因此要研究书籍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联，就得远离那些通过书报检查、享有特权的书籍，而要考察地下秘密流通的非法书籍。（30） 通过对纳沙泰尔公司档案资料的研究，达恩顿试图重现革命前法国畅销禁书的流通情况（31），并着重分析了三本畅销禁书的思想内容与写作技巧，从而揭示禁书如何腐蚀了旧制度的合法性。
    达恩顿发现，旧制度末期出版商与销售商喜欢用“哲学书籍”一词来指那些可能给他们惹上麻烦、需要小心对待的图书。（32） 渎神的哲学小册子、黄色小说及反对君主制的诽谤文字皆在此列。这些五花八门的畅销禁书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启蒙精神的载体。比如，《2440年》（1771年出版，它将700年后的巴黎描绘成一个乌托邦世界）以空想小说的面目出现，实则讽刺当时的法国社会，它挑战了社会政治秩序中的一些根本原则，尤其攻击教会与政府。该书作者紧随卢梭的观点，认为法律乃公意之体现，最高主权把握在人民手中。（33） 貌似黄色小说的《哲人特雷萨》实际上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大胆想象的机会。它让读者踏进一个不受现实法律、习俗约束的世界：自由恋爱、自由思考、女人成为哲人。依达恩顿之见，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做的也是类似之事。（34） 另一本畅销作品《杜巴丽伯爵夫人轶事》（1775年）则为攻击王权的政治诽谤文字。它描述了出身低贱但受路易十五宠信的杜巴丽夫人如何左右朝政，致使君主制沦为专制主义。达恩顿认为，杜巴丽在此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工具，作者借其攻击王权的腐化和堕落。（35） 通过分析此类文本，达恩顿揭示出这些“哲学书籍”不仅传达了启蒙精神，更“挑战了从路易十四时代继承的价值体系中的一切事物”。（36）
    更重要的是，这些禁书广泛传播，构成了旧制度末年法国人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所传达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读者的价值体系，并渗透进公众舆论之中，而在18世纪后期公众舆论在政治进程中扮演着日益突出的角色。至此，达恩顿将非法出版物与公众政治信念的变迁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禁书的传播削弱了旧制度的合法性，而且他尤为重视这些书籍对贵族精英的影响。他指出，“如果诽谤文字占据了贵族家藏书的显要位置是不足为奇的”，而对一个政治体制而言，“当其所宠信的精英不再相信其合法性时可能是最危险的”。（37） 类似的论点在对《百科全书》的研究中也出现过，达恩顿通过分析《百科全书》的订购者发现：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对名义上属非法书籍的《百科全书》不感兴趣，此书对贵族、法官、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倒更具吸引力。作者藉此告诉我们，“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竟然渗透了社会结构中最为陈旧和锈蚀的部分，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大革命正是从悖论开始的——在自下而上的大变动开始之前，上层已经崩溃了”。（38） 总之，达恩顿力图通过对书籍史的研究解释旧制度的崩溃与大革命的来临。但他自己也承认这中间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这也是他今后要集中解决的问题。（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