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统一使德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统一后德国不仅“块头”更大了，而且摆脱了各种羁绊，享有了充分的主权。国际环境也大不相同，德国面临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德国出现了关于“正常化”的讨论，其实质是要对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利益进行调整或重新定位。在讨论中，德国政界和理论界主流认为，在一个“复合性的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单打独斗”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德国对外政策要走向“正常化”，同时也需要保持连续性。而且，各主要政党的基本对外主张趋同。在90年代上半期曾对联盟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批评的社民党和绿党，在90年代后期上台组成联合政府后，任外交部长的绿党领袖菲舍尔指出，冷战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存在对德国外交政策进行总体修改的迫切理由”[1]（第70-73页）。虽然如此，德国外交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还是具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特点。
    一、继续实行与西方结合的方针，坚持西方联盟，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
    二战后以来，联邦德国实行与西方结合的方针，坚持西方联盟，坚持西欧一体化道路，表明它决心做“西方的德国”和“欧洲的德国”。德国吸取了历史的教训，认识到德国的“民族的特殊道路”是行不通的，否则，势将再度陷于孤立，实为智者所不取。这也是统一后德国发展的需要。科尔总理在德国统一之际说：“德国的特殊道路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上的孤立，从而误入歧途。”在谋求统一之际，德国就对坚持西方联盟，作出了承诺。当1990年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后可以自行决定加入哪个联盟的时候，科尔政府就明确表示，这意味着德国继续留在西方联盟内。后来德国外长金克尔也指出：“历史给了我们明确的教训：决不要脱离西方人民的共同体，决不要再走一条特殊道路”，“我们决不要把我们增加了的政治份量错误地理解为是在呼唤进行一种民族独唱。”[2]（第142页）
    德国统一之际，北约面临改组，欧洲共同体正在进一步走向欧洲联盟，法国积极倡导欧洲独立防务，美国担心削弱其对欧影响，建议建立美欧间“制度性的磋商性的联系”，德国对美国的倡议作出了响应。德国外长根舍提出，就欧、美、加关系进行长远的政治考察，美欧“发表一个包括我们关系的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所有方面的宣言”[3]（第176页）。1990年11月，美欧“跨大西洋宣言”发表。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开始称美德关系为“领导伙伴关系”。德国欣然响应。1992年科尔表示：“我们接受布什总统要我们当‘领导伙伴’的邀请。”科尔政府认为欧洲应该对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同时必须与北约密切合作。1998年上台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也把欧美联盟作为德国和欧洲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1999年，德国成为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支持了美国在这一年提出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不仅如此，德国还积极支持北约东扩，把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德国国防部长吕厄在1993年说，东欧不应成为“无主之地”，没有理由把未来欧盟的成员拒之于北约门外。因为北约东扩，是特别有利于德国获得更好的周边环境的。如戴维·卡莱奥所说：“德国不希望继续充当西方毫无遮挡的东部前沿。……它希望环绕着它的国家--捷克、波兰，也许还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形成一个友好、稳定和对德依赖的地带。”[4]（第291页）
    不过，统一的德国体现了更为独立自主的立场，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说“不”。1991年12月，德国不顾美、法、英的反对，率先承认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在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德国率先行动，而美国和欧共体跟随其后的现象，这是多年来所鲜见的。德国响应美德“伙伴关系”的倡议，但强调其平等地位。科尔在1997年说：在冷战后的条件下，美国已成为欧洲的伙伴，不应当是“上级领导”。北约在欧洲仍然具有关键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国人惟命是从”。在冷战后欧洲新秩序的问题上，德国曾表示欧洲联盟等欧洲组织发挥更多的作用。它大力与法国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防务建设，也隐含此意。1999年，德国支持了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但是施罗德又强调这是“例外”，不应成为今后的“惯例”。“作为一条规则，军事干涉必须通过联合国授权。”在空袭遭到质疑后，德国提出结束科索沃危机的六点计划，赞成回到联合国寻求政治解决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美国的立场。
    德国说“不”更为突出的例子，是在2002-2003年间，德、法、俄一起，要求美国拿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恐怖主义有染的证据来，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政治解决，反对美国不顾联合国而对伊动武。法、德作为北约成员，还在北约内反对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的第四条，在对伊战争期间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支援。2003年末施罗德在一次访谈中强调：“德国将其安全政策建立在全面的安全概念上，强调预防冲突并使用非军事手段”，虽然原则上并不能排除使用军事手段。他指出“欧盟不支持对别国的预防性攻击政策”，欧盟关于欧洲安全战略的文件中所提“预防性投入”的含义是“通过利用非军事手段及贸易和发展政策及时行事”。2004年8月底德、法、俄领导人再次会晤，仍然反对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9月13日施罗德与西班牙和法国领导人举行会议后发表公报，强调所有国家都应实行“多边主义”，尊重国际法。德国不赞成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思路和单边主义的行为。到2005年2月，施罗德甚至在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说：当前战争威胁并不来自传统的北约区域，而且冲突首先不应该以军事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约不再是大西洋两岸磋商和协调战略构想的中心机构。同时，美欧间的现有对话机制既不能反映欧盟不断增加的分量，也不能适应跨大西洋合作的要求。他希望设立专家小组进行研究，拿出跨大西洋合作新结构、新机制的建议。这一讲话引起强烈反响[5]（2005-02-16）。
    虽然如此，伊战期间的德美分歧并不表明德国要脱离北约联盟关系。上引施罗德在2003年底的那次访谈中同时也指出，欧盟主张“有效多边主义”，但不会“以此脱离美国以塑造超级大国的一个‘对立面’”：德国及其伙伴需要“一种密切的大西洋两岸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对我们自身的并对国际安全和稳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谈不上‘脱钩’，……”前述施罗德在慕尼黑的讲话，据德国外长菲舍尔的解释，其本意是说北约应该超越仅仅是军事联盟这一原则。他所要求的是北约的改革[5]（2005-02-16）。
    德国统一后，坚持“法德轴心”，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是其对外政策的重点工作之一。而且，更多地体现出在推动欧洲一体化中的“主动性”，声音更响亮了。科尔总理在统一前夕曾发表致词：“德国是我们的祖国，统一的欧洲是我们的未来。”[6]（第255页）“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塑造这个大陆的未来，并与美国一道承担起在世界上的责任。”[7]（第43页）后来德国外长金克尔也说：“德国的统一与欧洲的统一不可分割”[2]（第143页）。在德国即将统一之际，科尔就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90年4月联合发出了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建立欧洲联盟的倡议。科尔强调“无论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有多么重要，如果我们不在同时建立政治联盟，那就是不完整的。”在德国统一后的政府声明中，把欧洲统一列为对外政策的首位。在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共同努力下，1992年2月欧共体成员国签署《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1992年丹麦公民投票否定了“马约”之后，科尔表示德国决不能使欧洲联合的火车停驶或减速。当时德国民众对于单一货币并不热情，例如1998年，只有28%的德国人赞成统一货币，而反对者达44%[8]（第94-95页）。许多德国人不愿意放弃德国马克。但科尔强调，如不能按时实现单一货币，将损害欧洲一体化进程，经济与货币联盟关系到“战争与和平问题”[9]（第308页）。德国与和法国共同努力，顶住各自国内的压力，采取措施达到“马约”规定的实现统一货币的标准，并推动各成员国努力“达标”。欧盟建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德法存在分歧，但努力超越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形成共同的立场，继续发挥“发动机”的作用。如关于欧盟改革的1996-1997年政府间会议之前和期间，就有1995年12月科尔与希拉克的联合信件，1996年两国外长“关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指导方针”，1997年3月两国外长关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一步建议”，以及1996年10月两国外长关于“灵活性一体化”的联合信件等[8]（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