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和科技的综合性学科，它的诞生是以法国学者商博良1822年成功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为标志的。[1]（P244） 这门近代新兴学科发展至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但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是在20世纪以来逐渐取得的。
    一、20世纪以来埃及学的重要成就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在埃及学研究规模较大的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埃及学家，他们在考古发掘、历史和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埃及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20世纪初，在德国东方学会名义下，由博查德率领的德国考古队赴埃及进行一系列的调查与发掘活动。1912-1914年，他对埃及的阿玛尔那古代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1912年12月，博查德在清理古代雕塑家图特摩斯住宅里的专门作坊时，发现了著名的涅菲尔提提（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的王后）石灰岩胸像（现藏于柏林博物馆）。[2]（P55） 继博查德之后，英、美等国的考古工作者于20世纪30年代、90年代先后在这里进行了几个季节性的发掘，使古代埃及这座昙花一现的显赫城市展现出一幅颇为细致的生活图景。
    美国的埃及学研究起步虽晚，但从20世纪初以来，发展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美国埃及学家直接参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赖斯纳就是他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赖斯纳在埃及吉萨地区从事考古工作达40年之久，重视对发掘和记录系统的处理方法。1907-1909年间，他在吉萨勘察了平顶金字塔和孟考拉金字塔。1926年12月，他又发现了埃及第4王朝（约公元前2613-2494年）法老胡夫之母希泰费雷斯王后的陵墓，为研究古埃及文化丧葬习俗的演变提供了直接的材料。[3]（P164） 赖斯纳曾先后任哈佛大学埃及学教授、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埃及馆馆长，被公认为美国考古事业的鼻祖。192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埃及学家文洛克在靠近底比斯古城的戴尔·巴哈里进行发掘。他在埃及第11王朝（约公元前2033-1991年）贵族梅克特法官的陵墓中发现有正在劳作的佣人小雕像、船只及粮仓模型。[4]（P3） 这一发现，从侧面记录了古代埃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面。在美国埃及学研究领域，布雷斯特德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1894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埃及学；1905-1907年，曾领导赴埃及、苏丹的考古工作队，拓印了许多正逐渐消亡的古代铭文。1919年受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资助，筹建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他指导下，该研究所于1895-1896调查了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从而开创了美国的埃及学。布雷斯特德将他所辑录的埃及象形文字铭文译成了英文，编辑成5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1906-1907），为研究古代埃及史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他根据古埃及文献资料撰写的通史性的《埃及史》（1905）流畅易懂，享有盛誉，至今仍为学者们所引用；他所撰写的《古埃及宗教与思想之发展》（1912）一书仍为专门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
    20世纪初，对埃及考古学贡献最大的是英国埃及学家卡特。1922年11月，卡特在底比斯附近的王陵谷发现了埃及第18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秘密陵墓，是当时埃及唯一未遭破坏、盗劫的王陵。在这个秘密陵墓的4间墓室里，发现有图坦卡蒙本人的木乃伊和大批精致的随葬物品：镶金的大小箱柜，雕镂精美的金床和靠椅，镶有宝石并包金的木制狮腿宝座，精致的雕像和壁画，包金战车，大小共3000余件。图坦卡蒙本人的木乃伊置于三重棺内，最内棺用纯金打制，次二层为贴金木椁，木乃伊的头部和肩部盖着一具面具，由镶嵌着天青石和绿松石的黄金制成。[5]（P103），精工制成的面具复现了这位青年法老的英俊面容。图坦卡蒙木乃伊身上的裹布有大量珍宝和护符，已发现的各类宝石就有143件之多。[6]（P218） 卡特花了10年功夫，才将堆在陵墓4间墓室的中的全部珍品登记、清理出来，后交由埃及博物馆收藏。图坦卡蒙陵墓的成功发掘，使公元前14世纪前后埃及法老的殡葬情况公之于世，这是20世纪20年代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成果。
    从20世纪初开始，来自欧洲各国的考古学家曾在靠近底比斯王陵谷的戴尔·美迪纳村落进行长期考察发掘。这个小村落是埃及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7-1085年）在王陵谷为建造法老陵墓的工匠们的居住地，始建于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一世当政时期。村落在建造500多年后被人遗弃，很快就被风沙掩埋起来。1922-1951年间，法国考古学家布吕耶尔在戴尔·美迪纳发现了街道、房屋以及工匠及其家人的坟墓。这个小村由大约70座错落有致、保存良好的房屋构成，房屋的周围环绕着围墙。在戴尔·美迪纳的一个垃圾坑里，布吕耶尔发现了数千块被当作方便廉价书写材料的石灰石或陶器碎片，上面载有村民日常生活的记录，已被证实为村民的信件、收据、工作记录、诉状、洗衣店里的单据等。[7]（P73） 根据这些信息，埃及学家才有可能勾勒出清晰的古埃及人生活的图景。正是由于村落本身的完好无损、居民坟墓以及有关居民日常生活文字记录的存在，这三个因素的结合，才使得戴尔·美迪纳成为一处研究古代埃及普通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的遗址。1939年，法国埃及学家蒙泰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塔尼斯发掘的王室墓葬，是20世纪30年代最富有成果的考古发现。塔尼斯城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是埃及第21王朝（约公元前1085-前945年）和第22王朝（约公元前945-前730年）诸法老修建的都城，这两个王朝在新王国倾覆后一直统治着北部埃及。1939年2月，蒙泰在清理神庙院墙时，发现了一口深井，井底与一座带有4间墓室的石砌陵墓连在一起。其中，在第21王朝法老普苏塞奈斯一世的墓室里，发现一口巨大的红色花岗岩石棺，外棺里面是一具木乃伊形状的黑色花岗岩套棺，套棺内还有一口银内棺，盛敛着业已腐烂的法老的木乃伊，脸上覆盖着金面具，遗体则由贵金属和珠宝制成的护身尸衣包裹。[8]（P40） 蒙泰在塔尼斯发掘的王室墓地，随葬品虽不如图坦卡蒙墓丰富，但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它揭示了埃及第21王朝和第22王朝时期王室的丧葬习俗，为这两个没有太多资料留下的王朝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埃及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古埃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德国的容克，英国的布伦吞和卡顿-汤普逊先后对梅里姆达、法尤姆、巴达里、塔萨等遗址进行了发掘。英国埃及学家鲍姆伽特根据埃及史前考古发掘材料，出版了2卷本的重要著作《埃及史前文化》（1955，1960）。这些史前考古发掘材料的积累，为考古学家建立埃及前王朝文化序列提供了基础，把古埃及文明起源的年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及的一切发掘活动都被迫停止了。战后，欧美各国在埃及的发掘活动逐渐得到恢复。大规模的国际协作对古代遗址进行拯救性的迁移和发掘，是战后埃及学发展的特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拯救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由于修建阿斯旺大水坝，洪水将淹没位于埃及和苏丹之间的一大片地区，（这一地区自古称为努比亚），直接威胁到沿岸的许多古代遗址，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和菲莱神庙。于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埃及政府共同制定了一项使神庙遗址免遭淹没的庞大计划，由51个国家出资、22个国家派出工程师、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参加了一场国际考古大会战。[9]（P292） 大会战中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从阿布辛拜勒把两座大小神庙（大庙即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岩窟庙，小庙是为其王后涅菲尔塔丽奉祀哈托尔女神所建）完整地移往较为安全的高地。当时采取的方法是将两座神庙切割成许多约重30吨的石块，迁移到200米外高于新水平面的一个安全地点，到了那里后又重新按原方位进行组合。1968年9月，两座神庙在新址落成。菲莱神庙位于尼罗河的一座小岛上，是一组相互呼应的寺庙群，其中的伊西丝神庙是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最著名的朝觐圣地之一。同解决搬迁阿布辛拜勒神庙的方案一样，即采取切割方法，把神庙搬迁至500米外，与该岛走向相似，但高出水面数米的阿吉尔基亚岛上，重新组装复原。1979年8月，搬迁工程全部完成。至此，第一次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努力，拯救古埃及文化遗址的庞大工程获得圆满成功，成为考古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20世纪80年代，现代科学技术开始被引进和运用到埃及学的研究中。1986年8月，法国建筑师多尔米庸和古瓦丹在胡夫大金字塔的王后走廊里，采用小孔探针技术，以寻觅胡夫隐秘的墓室。他们在王后走廊的西墙上钻了3个小孔，伸进装有袖珍照相机的内窥镜，拍摄墙壁后面的景象，结果发现里面堆满着晶莹的沙子。[10]（P191） 探测工作虽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已为埃及学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门径。借用现代科学技术，考古学家可以进一步了解古埃及人的建筑设计。
    20世纪90年代，埃及考古工作已不只局限于田野发掘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水下潜水考古领域。位于尼罗河三角洲最西边河口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统治时期的繁华国际大都市。公元前5世纪中叶，亚历山大海港内的王宫和建筑物毁于一系列的地震，沉没到东部海港水下。为了确定托勒密王官遗址的位置，设在巴黎的欧洲海底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水下考古部合作，从1992年起，开始绘制沉没在东部海港水下遗迹的地图。考古学家采用先进科学技术，通过GPS（地球测定系统）接收器，在探测出托勒密王宫的大体轮廓后，将所取得的数据合在一起绘制成地图，到1997年时亚历山大东部海港地图基本绘制完毕。[1]（P275） 专家们确信已经掌握了托勒密王室区的准确位置，并完全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所著《地理学》中的描写相吻合。
    上述新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为埃及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根据，并有助于埃及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语言文字和历史研究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成就也十分显著。1924年，英国埃及学家冈恩在巴黎出版了《埃及语句法研究》一书，表明埃及语语法研究有了出色的进展。德国的斯皮格尔别格更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文献编纂者，他先后出版了《科普特语指南》（1921）、《世俗体文字语法》（1925）和《劳埃布世俗体文字纸草》（1931）等著作。由德国埃及学大师埃尔曼和他的同事格拉波编纂的5卷本《埃及语词典》，于1926-1931年间问世。这部词典内容丰富，注释详尽，是20世纪初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1927年英国埃及学家伽丁纳尔出版了《埃及语语法》，1950年再版，1957年第3版，是埃及学界一致公认的重要经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了一批有关古代埃及的重要历史著作和发掘报告。14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8卷本的《非洲通史》中的有关内容，反映了国际埃及学界知名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1947年英国埃及学家爱德华兹出版的《埃及金字塔》、1961年伽丁纳尔出版的《法老时代的埃及》，1979年大英博物馆埃及馆馆长詹姆斯出版的《古代埃及介绍》，都是很有影响的埃及学著作。英国考古学家肯普整理出版的5卷本《阿玛尔那报告》以及詹姆斯主编的《埃及发掘100年：1882-1982》也都是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埃及考古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