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国际权利和义务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德国军队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干涉”的问题，二是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因为《基本法》的限制，德国军队不能派往北约以外的地区，在海湾战争期间德国只能出钱，而不能派兵参加军事行动。但是德国还是派军事人员在海湾战争的外围部署，只是不参加战斗。德国政治家的看法是，德国已经统一，它应该像其它大国一样在国际上正常地发挥作用。德国政府主张派军事力量承担“和平使命”，德国不能逃避责任，不能当“免费乘客”，在其它国家派出士兵挽救和平之时当一名看客。他们还从维护“人权”和忠于联盟义务的角度，论述德国承担军事干涉义务的责任[2]（第134-135,138页）。为了能够派军事力量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提出了修改《基本法》的问题。但是修宪问题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基本法》第87条禁止德国军队在北约区域之外承担无论是人道主义的、维持和平的还是战斗的行动。另一派指出，《基本法》第24条允许德国参加集体安全的安排，在二战结束50年之后，统一的德国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充分的责任。在一时不能修改《基本法》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另觅他途，使德国军队走出国境，走到北约“区域外”。1993年4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决，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在波黑的禁飞行动。此后联邦议院又同意派部队参加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1994年，宪法法院再次裁决德国军队可以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范围内，参加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动。1995年，联邦议院通过了派部队参加前南地区维和行动的议案。1999年，德国作为北约的成员，派军事力量协同美国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之后，又派出部队参加科索沃维和行动。2001年“9·11”事件后，北约确认“9·11”是对整个北约的侵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反恐决议，德国再次向“区域外”派兵。11月7日，施罗德宣布，将派出3900名士兵参加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随后得到议会通过。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对外派兵走得最远的一次。
    这样，德国在不修改《基本法》的情况下，突破了以往的“禁区”，向北约区域以外派兵进行维和行动和“人道干涉”。这些向外派兵的行动，有的是经联合国授权，有的是根据北约的决定。从1991年起到 2003年，德国先后派出15万余名军人和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使命，数量上仅次于美国。2002年，德国约有一万士兵在国外执行任务。德国不再限于以经济力量来实现政治外交的目标，也开始使用军事力量来履行“国际责任”和体现国际作用。施罗德总理在“9·11”后曾明言，德国在全球政治中的角色正经历“根本性变化”，德国“必须以新的方式承担国际责任”，派军事力量参加反恐，也意味着德国的战后时代“已经最终成为过去”。评论家认为：“由于德国参与北约联盟之外地区的军事行动，……使许多人确定德国的全球政策，尤其是在参与军事行动方面的变化。”[13]（第17-18页）同时，德国还广泛实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2003年时，德国在世界上80多个国家实行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约1.81亿欧元援助。
    关于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德国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冷战后，人们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寄予较高的期望，改革联合国的呼声在新形势下也高涨起来。德国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一些场合不赞成美国抛开联合国而自行其是的做法。同时德国争取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以便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更有效地参与塑造世界新秩序。统一之初，科尔对这个问题较为谨慎。1992年德国外长根舍访问日本，日本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根舍说这对德国来说还不是首要议题。但不久，德国的态度就明确起来。1993年6月，科尔签署了要求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9月，外长金克尔向联合国大会公开表达了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6]（第149页）。1993年科尔在对日本的访问中，讨论了联合国改革等广泛问题。两国还商定共同努力，以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金克尔是争取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的不倦的主张者，他说“如果我们不要在政治上受到严重的损害的话，我们必须证实我们实现内部和外部的正常状态的能力，而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席位就属于这个正常化之内。”[2]（第143页）进入新世纪以来，施罗德政府为了使德国为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行了新的努力。德国认为，安理会必须包括那些有愿望和有能力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德国已做好充分准备承担更大的责任。德国政论家说，德国按国内生产总值已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大国，第一大商品出口国，联合国会费的第三大认缴国，在经济上已是一个全球行为体，承担着广泛的国际责任包括人道援助、维和等任务，德国因此应该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德国在多边外交中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参加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表明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为“入常”创造条件。德国还广交善缘，争取支持。它凭借其经济实力，趁东欧转轨，大力加强与东欧的关系，成为东欧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者，并敦促西方增加对东欧的贷款和援助，获得东欧国家的好感和对德国“争常”的支持。德国还加强对非洲的工作。2005年德国发展援助部长宣布，非洲是接受德国发展援助最多的地区，德国仍准备将对该地区的援助资金进一步由德国国民生产总值0.3%提高到0.7%。德国媒体说，德国政府试图由此换取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位发展部长说：“我们是世界第五大发展合作援助国，是联合国第三大会费支付国。我们愿意给予，也希望能够有所收益。”[12]（2005-02-17）
    2005年，联合国改革的讨论进入一个高潮，德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把“入常”视为外交政策中心任务之一。为了实现“入常”，德国与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国相互支持。不仅在联合国进行努力，德国还频频派出说客前往美国和其它国家，争取支持。例如2005年上半年，施罗德任命了在野党政治家、前国防部长沃尔克·吕厄特使去美国游说。这一年，施罗德总理和约翰内斯劳总统、菲舍尔外长等相继访非，也有为“入常”谋求支持之意。不过，联合国改革兹事体大，德国“入常”遇到来自其它国家的竞争或反对，它与日本等国“捆绑入常”的策略也未必得当。结果2005年“入常”之事，功败垂成。
    综上所述，可见统一后的德国对外政策既保持了与统一前的连续性，也开始具有新的目标和新的特点。一方面，德国仍然坚持西方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广泛开展全方位外交，创造有利于德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以更大的力度和主动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谋求结束“经济巨人而政治侏儒”的形象，提出了“面向全欧”和“为维护世界和平承担更大的责任”的目标，追求“积极主动塑造”的角色，争取充当“全球玩家”。德国已经“走出夹缝”，而且正在走出欧洲，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