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史学的直接源头是国家记事
    中国史学的直接源头在哪儿？以前学者们讨论中国史学起源时，过于泛滥，不着边际，没有主线，总让人产生越讲越迷惑的感觉。史学源头问题是一种回溯性研究，有一个路径问题。如果从支流上溯源，是很难找到源头的；只有从主流上回溯，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源头。如果确立传统史学的主线是“国家史学”，则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就得从“国家史学”的发展轨迹入手。
    政府记事是中国历史记事的直接源头。从常规逻辑来推理，人类的思想交流方式，有一个从“语言世界”到“文字世界”转换的过程，而且这个转换过程是相当长的。从小范围人群思想交流来看，有语言就可以了，不需要文字。在相当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内，人类的活动圈是相当小的，因而，人类只需要语言交流的时期也是相当长的。人类是如何从“语言世界”进入“文字世界”的？这应是由“语言世界”自身的困境而引发的。我们知道，语言/声音的交流，有一个空间极限。人与人的交流，圈子越小，交流越便；圈子越大，语言交流越困难。要解决跨空间思想交流问题，唯一办法就是使用统一的、大家认可的、看得懂的文字符号。文字表达的最大优势是超时空性，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制约。如此，部分人类就逐步从“语言世界”进入到“文字世界”。
    那么，谁需要跨空间文字交流？显然，空间流动少、受教育少的老百姓不需要跨空间文字交流。从有关情况来分析，政府及官员最需要文字交流。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想扩大可控制的空间。空间越大，人员越广，语言交流越困难，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文字表达。政府文书、政府记事，都要靠文本。政府不仅有强烈的文字表述需要，而且也是唯一能实现文字表达能力的组织。最早掌握文字并且会用文字表达的知识人是巫史，在中国，他们就是史官群体。商周记事官的出现，最值得注意。“史”与“事”是相通的。当时的“史官”，就是“事官”，类后世的秘书官，也就是最早掌握文字及书面表达的人员。史官记录的共同特点是记录“时事”，而不是“往事”。“时事”的记录是一种史学活动，有“及时记录”性，本质上与后世的“新闻”相似。史官的出现，表明了国家对“时事”记录的重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可知，国家的存在促成了中国书面表达系统的发达，自然也促成了中国记事的起步。
    中国政治活动的记录，先是中央政府，后是地方诸侯国。从有关资料来看，商周已经设置了史官，史官是政府中最早的文职官员。早期的史官，是君王们的左右手，他们站在君王身边，视野完全是由上而下的政府视野。他们以君王为中心，将每天所发生的政府活动之事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以政府活动事迹为中心的编年记录。甲骨问事与金文铭事，共同的特点是记录中央政府的“时事”。⑥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记事始于政府记事，但历史叙事却始于民间学人的历史编纂。历史记事与历史叙事是两码事，历史记事是及时记录，与历史发展是同步的；历史叙事则是对往事的回溯与重构，是后起的学术加工活动。由于性质不同，所以，它们的产生方式也不同。历史记事的产生是政府实际公务的需要，而历史叙事则是历史意识强化后的产物。历史意识是由时间差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知觉。历史意识强的人有一种瞻前与顾后相结合的历史感，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定位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往事回溯性历史叙事的出现，其前提是历史意识的浓厚与强化。从有关情况来看，只有历史意识浓厚的民间学者才有兴趣叙述往事。中国最早的历史编纂，是从鲁国学者孔子著《春秋》开始的。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要求克己复礼，要求恢复周朝的礼乐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历史意识相当浓厚的学者。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的“告诸往而知来者”⑦，就是一种历史认识，意思是“由历史的‘往’、过去的经验，而得到对今天、‘未来’的理解”⑧。因为历史意识浓厚，于是，历史的回溯与重构成为孔子关注的工作。其后，才有所谓左丘明编纂《左传》。《春秋》与《左传》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学者型史家，由此可见，学者是关注国家历史重构的主体力量。先有记事，后有叙事，由记事到叙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转折。严格说来，有了历史叙事，才可以称为史学。孔子《春秋》及相关的左丘明《左传》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确立的标志。⑨
    《春秋》、《左传》都是编年史，编年史的出现是较为完善的史学体裁的开始。故而，以往的研究者述及先秦史学，往往强调编年史形式。这一视野当然没有错，但显然不够全面。从国家视野来看，先秦史学更应关注的是《春秋》、《左传》记录内容的“小国家”特点。编年仅是手法而已，那是历史作品的必然属性；倒是内容的国家性，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先秦编年史内容完全以政府为中心，帝王将相活动成为记录的中心。可以说，国家编年史的出现，正反映出中国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国家史学”特性。
    《春秋》、《左传》的叙事空间单位值得注意。它既不是鲁国“国史”，也不是东周“天下史”，而是一部以鲁国为观察中心建构起来的春秋时期的“国际史”。孔子站在鲁国，观察东周“天下”各诸侯国的活动。此书用鲁公纪元为时间符号，叙述口气分内外。全书内容偏重战争，讲的是“五霸”轮流坐庄天下的故事，反映出当时天下“权出诸侯”的现象。这部书是由学者编纂的，按理他们不是史官，视野可以更宽广些，但学者也不是真空中的人。人类的社会观决定人类的历史观，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也就是历史书写的中心。他们的历史书写，也得遵循“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决定历史书写的中心”的原则，按帝王将相中心历史观书写出中国最早的政府活动史。
    《春秋》、《左传》以后，并没有在秦出现一部“战国”，倒是在西汉前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说到《史记》，传统的关注点是纪传体的创立，笔者关注的是它的时间与空间格局。《史记》最重要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⑩。这是一部天地、古今、中外、上下贯通的“天下史”，传统的说法是通史。如此开阔的视野，正是一个学者型史家才可能具备的。司马迁是史官，更主要的是一个学者。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上下的关怀。所谓上下，是指书写内容上，既有上层政府官员，又有部分社会下层人物。在历代，《史记》是唯一一部接近“总体史”的作品。梁启超最早注意到了《史记》的国民史特点，让百年之后的我辈非常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