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王朝史编纂成为主流
    在长期的中西史学比较中，人们忽视了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比较，那就是，西方史学有的是战争史、通史，而少有国家史。而在中国，则是国家史（王朝史）编纂特别发达，王朝史是传统史学的强项。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中国存在“强国家”的表现。在人类依次产生的几种社会组织形式中，由暴力机器支撑的“国家”是最强有力的。“国家”的强势地位，也就决定了“国家史”的强势地位。由此，“国家史”成为中国最早的、也是全民最看重的历史书写单位。这种局面存在了三千多年。从记录对象空间的变化来看，中国传统史学作品可以区分为国史、方志、家谱三大系列。值得注意的是，国史、方志尽管书写的空间大小不等，但在内容上却是相通的，多为政治史内容，它们仅是书写单位的细化而已。国史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轴。传统中国所谓国史，一般特指王朝史，是“小国家史”。国史即王朝史，是一帝一朝组合而成的，是一帝一朝逐步演变而来的。方志是中国特色的作品，西方没有。要理解中国的方志，必须与地方政府联系。什么是方志？简单地说，就是地方记录。本质上说，方志就是地方政府活动记录，是地方政府所在地域地理、人文的介绍。何以中国有国史与方志？正在于中国强政府的存在，有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就有了强大的地方政府的存在，于是有了方志。（18）地方是大一统国家的车间，“车间志”是地方志的共同特点。国史与方志相辅而行，一史一志，一国一地，这就是相互配合之处。某种程度上，国史是中央政府活动的记录，方志是地方政府活动的记录，他们都是政治史。
    政府负责的国史编纂，基本形态有起居注、实录及国史（正史）三大系列。
    起居注是皇帝的言行，是政府史的基础。《隋书·经籍志》称：“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19）简单地说，起居注就是帝王日录。讲到起居注，大家可能忽视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政府史官日常所记的起居注与事后编纂的作品形态的起居注应是两个概念。史官日常作的起居注，犹后人的日记，应属档案，可称为“档案型起居注”；而事后编纂的起居注，应是加工过的作品，应属史体，可称为“史著型起居注”。所以，考察起居注起源与发展时，必须区别两者的不同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史官日常的记录活动早，而编纂活动后起。秘书式的原始记录制度即起居注，一直是中国史官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中国何以会有起居注制度？主要是集权体制的产物。在集权体制下，皇帝是中国政治的代表。记录中国政府活动，当然首先要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皇帝制度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起居注的产生过程。秦汉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期，也是起居注的产生过程。“史著型起居注”的出现，也是两汉之事，是皇权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形象而主动编纂的结果。史著型起居注是实录体的第一形态。唐以前称“起居注”，唐以后称“实录”。
    实录是起居注的深化，是一帝之编年史。汉隋间的起居注与实录，同为史体，同为帝王史，同为后人编纂，但仔细观察一下，仍有不同：第一，起居注以年号为单位，一个皇帝可以有多部起居注，间也有一个皇帝一部起居注者。而实录以一帝为单位，一个皇帝只有一部实录。“实录者，录一帝之事。”（20）第二，起居注实际是帝王言行日录，南朝史家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21）此话表明，起居注是未经过“裁断”的历史文献作品。而实录就是在帝王起居注基础上，加上其他时政资料，修成的一朝国史。“实录者，则集日记而为一朝之史也。”（22）第三，起居注突出的是编年日记性，犹“帝王日记”；而实录突出的是信史精神，犹“帝王实录”。显然，“帝王实录”名称优于“帝王日记”，这是“实录”最终替代“起居注”的内在因素。总之，由起居注而实录，是一大进步。（23）
    “国史”的本意应是“我国历史”、“祖国历史”，是本国人对本国历史、尤其是本朝人对本朝历史的自我认同。“国史”一词，是东汉时出现的。班固在家写《汉书》，就被人告为私纂“国史”（24）。班固写的是西汉历史，按理是前朝史，但因为东汉与西汉皇帝同是刘姓，他们在观念上认同为同一皇族的延续，所以，西汉史也是本朝史。由此可知，《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史，时下学界的说法是“第一部断代史”。由《史记》而《汉书》，是通史向断代史，是“大国家史”向“小国家史”的转型。以后在东观陆续编纂的《东观汉记》，是东汉本朝的历史，自然更是“国史”了。由此看来，“国史”的出现，是大一统皇朝存在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史”一词使用广泛，经常出现史官“掌国史”的记录。因朝代更替频繁，用纪传体与编年体“二体”写作的国史更是轮流登台亮相。由于国史数量的大增，位置的特殊，于是到了南朝梁阮孝绪（479-536）设计《七录》时，“纪传录”第一部就称“国史部”。由此可以说，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国史编纂的繁荣期。
    政府特定的某些纪传体国史就是“正史”。严格说来，“国史”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术语，唯以内容的国家性为标准，至于体裁则不限，可以是纪传体，也可以是编年体。不过，与编年体的单一性相比，综合性的纪传体更具优势，能容纳更多的内容，尤其更能体现现实社会等级的形态，自然也具有更高的地位，简直可以称之为“史体之王”了。由编年体而纪传体，是一个由帝王将相线性化记录到帝王将相个案性记录转型的过程，更突出了历史舞台上创造者的主体性。纪传体的出现，是国家史学记录内容与记录对象扩大的表现。纪传体更适合大一统国家之国史需求，于是，纪传体国史成为国史标准体，被称为“正史”。最初的正史，就是特指某些纪传体国史，如《隋书·经籍志二》所言。《明史·艺文志》将公、私修的纪传、编年两类书都称之为“正史”，应是一个例外，是焦点的模糊化。自清代定《史记》到《明史》24部纪传体前朝史为“二十四史”后，“正史”就成了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