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政权系谱正闰观念的强化
    政治风格影响史学书写风格。政治对史学的影响，表现为追求定论，区分正闰。从认知论角度来说，历史认知只有高下之分，只有不同视角的观察。但到了政治家手里，必须区分对与否、正与闰。正确的就是优势、合理一方，自然拥有权力；相反，错误的一方，就是不合理之方，自然处于劣势。
    区分正统与闰统，正是政治思维影响的结果。宋以后，区分正闰观念直接影响着国家史的编纂。传统的中国史著主要是国家史，国家史编纂的核心是政权系谱的位置排列。正统论就是国家史编纂中讲究政权系谱排列正闰的理论，而政权系谱位置的排列，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明朝学者瞿景淳说得十分明白：“明于春秋之义而后可与言正统，明于正统之义而后可言史法。”（33）由此，正统论成了国家史编纂中头等重要的原则。正统论的核心是确立正统的标准，因时代的不同，正统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总的说来，谈正统论者的立场是本朝，所争乃现在之统，而非历史之正。不管标准有多堂皇，为本朝现实政权服务是每一个谈正统论者的根本目的。
    不同时期政权空间位置的不同，对中国历史政权系谱的排列认知也不同。对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排列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着国家史著作编纂的模式。正统论成为宋明史学发展的主旋律，直接控制着宋以后通史、前代史编纂的实践，决定了史学编纂的模式。元修宋、辽、金三史，由于排列位置认知的难以统一，使编纂活动前后拖了八十多年。明朝人对元朝的认知，前后不同，前扬后抑，结果宋元史不断改修。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正统论也是核心指导思想。（34）可以这么说，不从正统论入手，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史就读不透。
    七 私修题材与内容的国家性
    由于政府的存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一直分官与私两大部分。官方史学的编纂是受政府操控的，自然表现出国家史学的特征。那么，私修是否会有所变化呢？这是后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回顾中国史学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让人失望。中国史学史上，私修比较发达的时期有三个，六朝、南宋、明中后期。只要我们列举一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清一色地都是国家史。这说明，官修与私修，仅是书写组织力量的不同，而不是书写内容的不同。政府史官与民间学人，在本质上同属一个群体，他们都是士大夫群体，是政府存在的核心支撑群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视野，都是相似的。作者政治倾向的相似性，决定了史书内容上的认同性。《国史补》是唐人李肇写作的一部野史，其实《国史补》意识也正是野史家共同的写作旨趣。更何况，由于官修的存在，私修者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国史是政府史，所以是历朝政府控制的领域。未经政府的同意，学者私自撰写国史，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史家在心理上是不安的。不敢直接用国史之名，“藏之名山”意识的普遍出现，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总之，在古代中国，无论从内容或从作者群体来说，都不存在典型的民间史学。这说明，在“官主社会”时代，民间力量过于弱小，所以，民间记录也不可能受人重视。想在中国古代寻找民间史学书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由于当今口述史学的存在，我们会注意到古代中国民间的口耳相传，有人会想当然地说，中国古人已经在从事口述调查。然而在古代中国，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一种否定的声音，叫做“道听途说”。何以民间口传得不到大家的认可？这个问题，前人思考不足。笔者以为主要的因素是由民间口传内容的“错位”决定的。大家修的都是“国史”，而不是“民史”。讲国事，在朝官员自然比在野学者有利，这是他们的强项；在野人士也像在朝一样，关注朝中之事，自然不如在朝记录，这就是野史不受人欢迎的地方，也是被在朝者视为道听途说的原因所在。反过来，如果在野人士写在野之事，在野自然优于在朝。总之，朝记朝，野记野，比较合适。如果野记朝，朝记野，那就是错位了。当今的口述史学，虽然也涉及部分政府史迹，但更主要的是民间史迹，是小历史视野下的口述史学，这正是它受人重视的地方。
    当然也得承认，由于政治权力控制强弱的不同，官修与私修是有所区别的。相对说来，私修之史可以独断，受政府控制力量弱一些，学术性更强一些，创新性更强一些。在后代学者眼中，中国史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作品，大都是私修、独断的作品，就是一个证明。
    八 “国家史学”的正负面影响
    “国家”史学保证了史学传统的持久性。政府对历史书写的重视，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重视书写的传统。有了政府，就有了史官；有了史官，就有了记事；有了记事，才有史学。历史地看，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国家（政府）动力与市场动力两种。在古代世界中，中国是唯一史学发达之国。这种局面的出现，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国家”的存在。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动力。在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政府力量最为强大。中国靠强政府力量，维持了大一统国家的存在。国史是国家之史，是前一代帝王将相们的足迹，由于强政府的存在，记录强政府之史，也就成为政府职能之一部分。设专职的史官与专门的史馆，且制度化，这些促成了中国历史记录与编纂的发达。（35）
    官修带动了私修的发展。由于官修的影响，私人加入修史队伍。从数量来看，显然私人数量更多，这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史学人才最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