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官修处于垄断地位
    史学在东、西方古代世界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在西方，史学处于民间位置，而在东方世界的中国，史学一开始就与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适合官方统治，得到官方的扶植，史学较早地充当了统治的工具，纪事、垂训，是其根本使命。由于国史是政府史，涉及国家利益，所以，国家专门设官负责记录与编纂事务，也有专门的修史机构，国家对史书纂修权的控制也越来越严。中国特色的史馆制度萌发于东汉的兰台、东观。至北朝的北齐，正式确立史馆制度。到唐朝，史馆制度繁荣昌盛。史官与史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我们考察中西史学差距的起点之一。正如乔治忠反复强调的，“具备制度化、组织化、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11）。
    国史是完全由政府操控的领域与项目。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王朝政治演变史。现实政治是有选择的，历史记录是有选择的，历史编纂也是有选择的。在传统的“官主社会”中，政治往往只有结果，缺乏过程性，透明度差。于是，中国的历史记录也往往只有结果，缺乏过程。古代史官的记言记事，其实质就是政府政治过程的记录。这是一种理想的记注制度，在早期可能执行过，但到了强国家时期，执行起来困难是比较大的。如明朝政府集权现象越来越强，权力更加神秘化，在很长时间内废除了起居注，从而使明朝政治过程没有第一手备忘记录资料。到编纂实录时，用的都是第二手的文件资料。起居注的执行有困难，“实录”更是标榜而已。实录不实，有曲笔之处，这是后人诟病比较多的地方。在笔者看来，实录最大的问题是“不全”，即视野狭窄，记载不全，以朝廷大政为主，不能全面反映历史。实录是有条件的实录，是部分实录，而不是全面的实录。某些在后世人看来相当重要的事，并没有记录。历史记录永远是有选择的记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记录历史全貌。历史编纂上的选择性，就意味着有些内容被强化，有些内容被弱化。在“主权在官”的“官主社会”，必然是强化政府历史，弱化百姓历史。既然记录历史的活动是由政府提出来的，自然只会记录政府活动。实录就是典型的政府活动史，明朝实录纂修凡例，《宣宗实录》卷首有一完整记录，共有52条。从这个凡例，可以看出实录记录内容的核心主题是政治史。（12）
    即便各地人物的入传，也必须是得到政府表彰过的。“予幼读前史，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传，未尝不三复叹息，意以斯人，世不多得。及考其履历始末，往往出于贵官大族，寒素之家甚少，岂降衷之性，独丰于彼而啬于此耶？予后预修孝宗皇帝《实录》，于忠孝节义之事，得于见闻者，欲一一撰次。同列皆以为未经奏闻旌异者，例不得书，乃阁笔太息。噫！寒素之士，势力寡弱，谁为之奏请而旌异之耶？由今准古，则忠孝节义之传，多出于贵官大族，无怪也。贤士君子，立身行己，求自尽其道耳。人之知不知，名之传不传，固所不屑，而为世道计者，则岂可恝然若是？吾于是重有感矣。”（13）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写入实录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必须是经过政府批准表彰过的事迹，至于其他符合标准但未经表彰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则没有资格入史。这正是传统中国国家史封闭性的表现。明末的李建泰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避功而巧为避罪”（14）。这正说明了国史编纂视野的局限性。说白了，传统中国的国史不是全民史，而是政府史。既然是政府史，写入国史的内容，必须是经过政府审核的。
    “二十四史”的遭人诟病，正在于政府思维的控制。历代政府花了那么多的财力、人力，修纂了一部部的正史，当时是人人遵守的标准国史。然而，这些作品并不受今人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好评。官修作品何以不能让近代学人满意？这是今人必须要加以思考的。这里有一个政治与学术游戏规则相冲突问题。政治讲同，学术求异。借用章学诚提出的概念，前者可称方，后者可称圆。方与圆，始终是一对矛盾。中国官修史书的最大不足，在于政治标准化思维。政府修的作品讲统一、稳妥，需要的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成论，不需要太有个性的思想与知识。在一个官修群体中，大家喜欢采纳比较保守的、现成的意见，而难以接受另类的创新意见。当年唐人刘知幾愤而退出史馆，独著《史通》，原因正在于此。于是，官修之史在体裁与结论上，都很难找到创新的东西，自然不受学人好评。“要之，国史成于官局者，未若一家之专。”（15）中国的地方志纂修也有这个特点。从历史上看，凡是政府主持纂修的作品，往往难以入学术史研究者法眼，缺乏学术史价值。政治领域千篇一律的标准思维，是官修作品不讨民间学人喜欢的关键因素。（16）
    官修也影响了史著的社会传播。汉唐以来，政府只管修史，不管国史的市场传播。之所以如此，从史学著作传播动力来说，有一个作品给谁看的问题。给政府看的，自然修好以后，搁在皇宫中就可以了；给百姓看的，给大众看的，自然要出版，要进入市场。传播是一个社会化概念，完全是市场化的产物，是信息透明的表现。而在中国，政治一直是小范围的，政治史编纂是小范围的，政治史也没有传播的动力，只要成稿，只要上面满意就可以了。政府与市场，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市场是属于百姓的，政府不需要与市场打交道，所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政府所修之史可以不进入市场。从接受角度来看，传统史学的普及面不广，局限于上层，是一种“庙堂史学”。当然也有技术上的因素，在汉唐时期，中国只有手抄本，没有出版业，同一种图书的复本相当少，自然也就不存在图书市场问题。图书传播意识的出现，是市场的产物，是百姓位置凸显的结果。中国图书市场的出现，是宋朝以后的新生事物，其中最大的因素是出版业的兴起。出版业的兴起，使同一种图书有多种复本，适合更多的人来阅读，自然也就有了图书市场的概念。不过，即便到了图书出版时代，正史的流传仍是不广的。据记载，“皇朝纂修《元史》既成，惟执事近臣得赐摹本，版藏中秘书，人间得见是书者甚少”（17）。《元史》修好后，刊刻数量不多，流传面十分狭窄，这是此前的史学史工作者注意不够的。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历代正史修好后，多束之高阁，社会流传并不广。从唐、宋来看，政府修的国史，多不公开出版，结果，今天留下来相当少。
    相当多的实录不准外传也缘于官修。实录的不能流传，有政治因素，也有出版因素。实录的篇幅较大，出版有困难。更大的因素是政治性的，政府权力总表现出傲慢性，可以不管百姓的需要。如明朝修过实录后，就将之束之高阁。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是朝廷的事，所以根本不用管百姓是否有阅读明朝历史的需要，从而放弃了明朝历史的图书市场。结果，私修明史纷纷出版，迅速占领这个大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