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瓷器文化的交流与普及--看待输出瓷器的新视角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瓷器交流，所以便不可避免的用现代国家的观念来理解这些中国瓷器，对原产国来说就有了输出的概念。但是，当我们把中国输出瓷器放在世界范围内看，不再以中国为中心发言时，就发现输出或外销的概念并不强烈。如果不考虑行政疆域，仅以陶瓷作为一种工艺品的传播形式，又会发现中国瓷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存在如上古同一类型的陶器分布一样，代表了文化的流布及影响所及。所谓的输出，只不过是瓷器使用地域的扩大，是人类陶瓷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下面从瓷器输出的时间、空间及交流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瓷器的输出区域
    从已知情况看，在南朝时期瓷器已输出到朝鲜半岛。唐代中国瓷器输出空前发展，输出地区也大大增加，在东亚、东南亚、西亚、东非海岸和北非的古代遗址都有中国唐代瓷器出土。但是，直到明代中期西方人开辟新航路并成为海上主导力量以前，中国瓷器输出的地域基本再没有向更大的地域扩展。
    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相继东来，除了他们在东南亚、东亚各地从事的转口贸易加大和促成了中国瓷器在各地的影响和广泛使用外，中国瓷器也被他们运到了南非、西非和欧洲、美洲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是此前中国瓷器不可能到达的新市场。
    （二）中国参与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内容
    中国参与世界陶瓷器文化交流的努力自古以来就存在，且这种交流并非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具有双向交流的特点。
    据研究，在中国南方各地、东西伯利亚、日本列岛发现的上古制陶技术，大约是在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以后渐次向周边传播的，而并非各地各有源头（49），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陶瓷生产技术自创始之日起已处在一个对外交流的进程之中。
    和陶瓷器相关的从西亚经印度、中亚地区不断输入中国的有玻璃与玻璃生产技术、琉璃与琉璃生产技术、低温彩釉生产技术等。尤其是经大月氏人、粟特人持续传入中国的低温彩釉技术，更是影响到了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先后发展出北朝的白釉绿彩、唐三彩、唐青花等瓷器品种（50）。元代青花瓷器的出现虽不是唐青花直接发展的结果，但如唐青花是受中西亚技术和绘画原理影响而产生一样，元青花也是中国制瓷技术和中东地区的青花陶器技术的结晶（51）、是使用中东所产的钴为绘画颜料（52） 的结果。
    元代珐琅器已传入中国，明代珐琅器是御用监的主要生产品种之一，而在清代康熙、雍正二帝的追求下，又从欧洲引进珐琅彩原料并在瓷器上绘画，这类瓷质的珐琅器被称为“珐琅彩瓷器”。事实上，约在同时或稍早，西方先进的珐琅彩技术也在广东地区落地生根，这或与十三行在广州的生产、销售有关（53）。在清宫的努力下，珐琅彩技术和原料被推广到景德镇地区窑场，产品即文献所说的“洋彩”瓷器，到光绪时期这种洋彩开始被称为“粉彩”，最终完成了珐琅彩技术从引进到消化、再到本土化的全部进程（54）。
    至于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向外传播，当晚于瓷器之输出。瓷器输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瓷器文化和制瓷技术的传播，所以最早试图学习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地区也是最早接触到中国瓷器的地区。从唐代开始越窑青瓷生产技术和三彩生产技术已传播到高丽和日本，在长时间内中国的制瓷技术更是不间断地向朝鲜半岛传播。约在五代时期，伊拉克地区已开始用其传统的锡白釉陶器仿烧中国邢窑的瓷器。明代，龙泉窑青瓷、青花、五彩瓷器生产技术的已传至日本、越南、泰国、波斯等地区，越南在明朝早期已能仿烧高水准的青花瓷器、泰国在仿烧龙泉窑瓷器的同时，把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发展成釉下褐彩；而日本在明朝晚期从中国学得了青花、五彩瓷器的先进工艺，部分地改变了中国瓷器独领风骚的局面。当波斯地区学得青花瓷器的生产技术后，通过产品的传播影响到土耳其、叙利亚地区的瓷器生产，余绪波及欧洲，更使得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和瓷器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可能。故而，在《帖木儿的餐具》（55） 一书中，作者直接把15世纪、16世纪波斯地区生产的仿中国青花瓷器称为中国风格，并视之为18世纪中国风的源头。
    （三）古代中外陶瓷器技术交流的层次
    瓷器输出势必会影响到输入地的审美，导致其日用器物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进而带动文化变迁。但模仿不等于技术的直接传播，真正的技术传播往往是通过人群的流动，带动原料选择、成型工艺、窑炉形态、装烧方法等方面的技术交流而实现的。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和制瓷技术向外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单纯的瓷器输出。对输入地来说虽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停留在表面，作为一种外来物品在最初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第二个层次是制瓷技术的外传和输入地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如韩国仿越窑、耀州窑、汝窑青瓷；日本仿唐三彩、龙泉青瓷、青花瓷器、五彩瓷器等；伊拉克在10世纪用锡釉白陶器仿邢窑瓷器；越南仿烧中国的龙泉青瓷、青花、五彩瓷器等；泰国仿烧龙泉青瓷和磁州窑瓷器。但各地的模仿生产应是以当地技术为主体，由中国直接输出的制瓷技术所占比例甚小。
    第三个层次是以人为媒介的技术交流，这是技术传播中的最高境界。在西方把瓷器生产技术纳入科学研究之前，世界各地的制瓷技术之交流，只有当人员流动并发现合适的原料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异地生产。正如中国古代仿烧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玻璃器一样，虽然也明白波斯、阿拉伯玻璃器的生产原料和工艺，但产品却一直不能像进口玻璃器一样耐高温（56）。制瓷技术的交流也是这样，熟练工匠的流动在技术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越窑青瓷生产技术传往高丽，据传是占据今济州岛的军阀张宝皋从越州掠取窑工的结果（57）。而日本为获取瓷器甚至不惜对朝鲜发动战争，从朝鲜带回窑工李三平后，才有了制瓷业。通过对中日窑炉技术的比较研究，发现万历以后日本从中国学得的瓷器生产技术主要是以横室阶级窑为代表的福建地区民间窑场的技术，这可能来自中国江南的技术人员直接参与其中有关（58）。民族学材料表明，菲律宾的陶瓷生产技术是由福建窑工直接带到菲律宾的；而在泰国的传说中，嫁到泰国的一位中国公主从磁州窑带来的工人在当地生产开创了泰国的制瓷业（59）。至于制瓷技术向欧洲传播，传教士殷宏绪从景德镇获取生产技术情报是大家熟知的，但从当时传到西方的不同版本的《陶冶图》可知，在18世纪从中国获得制瓷技术的西方人并不只殷宏绪一人，且技术也不只来自景德镇一地。英东印度公司的约翰·布莱克不仅把中国的高岭土和白瓷土标本寄给伟奇伍德，而且于1770年把中国人黄亚东带到伦敦，由黄亚东直接向伟奇伍德传授瓷器的生产流程和方法（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