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瓷器输出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瓷器外销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是经济上的影响，瓷器外销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南宋时期在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下，市舶司之入号为“天子南库”，而据元人记载南宋王朝以磁器、铁锅、摩合罗等无用之物出口为国家换回利润。元朝学习南宋时期鼓励对外贸易的方法，瓷器得以继续大量出口。明代初年的官方贸易给国家带来巨大收入，即便晚明月港一地之入，也是“公私颇赖之”。其次，瓷器输出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瓷器生产格局、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诸方面产生了如下深远的影响。
    （一）瓷器输出对我国瓷器生产格局的影响
    两广和福建沿海地区并不是中国瓷器的传统生产地，在唐、五代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时，输出的瓷器也是产自内地的各名窑场，主要有邢窑、定窑、巩县窑、长沙窑、耀州窑、越窑等，且销往海外的产品和供应内地的产品并无不同。
    随着对外贸易量的增加，中国瓷器生产格局发生了变化，两广和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海外市场为供应对象的窑场，这些窑场以模仿不同历史时期著名窑场的产品为主，随不同历史时期的潮流而变化，模仿的对象先后有耀州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场的青花瓷器和五彩瓷器等。
    两广、福建沿海地区的窑场虽以生产外销瓷器为目的，但对内地名窑场的模仿，无疑是生产技术在这两地的普及、发展的表现。内地的瓷器生产技术是如何向两广、福建沿海地区传播的？明代方志的记载或许有提示作用。据嘉靖《安溪县志》载，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乾隆《德化县志》卷三“疆域志·风俗”条亦云，“百工艺事，多藉外人”。明代早期，瓷器主要从景德镇经闽江运至福州出海，销售景德镇瓷器的过程和行为，促成了在当地开窑自造。极有可能是参与走私外贸的巨户、大室人家从江西请来窑工，从而形成了明中晚期以来闽南、粤东地区出现的仿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生产区，形成专门的区域化外销瓷器生产基地。因外销影响中国手工艺生产地域格局变化，当无复如斯之大者。
    （二）对瓷器生产方式的影响
    瓷器大量输出的需求，生产者或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提高产量，常导致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不高。为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的产品，模具化生产成为外销瓷器窑场的生产方式之一，生产各种瓷器的内、外模具在福建各窑场随处可见，而输出的瓷器或窑场保留下来的残次品也可以看到模具成型的痕迹，而这种现象在同一时期供应国内市场的各窑场并不常见。
    明代晚期以后，外商在华订烧瓷器的生产机制，据《陶说》记载当时称西方市场需要的瓷器为“鬼器”，由粤东商人持样到景德镇订货，景德镇的生产者看样生产。洋人只在广东和粤东商人打交道，并不深入到瓷器产区。
    那么，在景德镇是由谁和粤东商人打交道、谁来接瓷样和订单呢？受御窑分工流水式生产的影响，明朝中期以后景德镇窑场有窑户、坯户等，生产分工极细，每日所需佣工达数万人（76），比邻而居者皆为瓷器匠人，甚者夫妇二人分别从事拉坯和画青（77），各色匠人只是流水作业中的一员，无力独自完成瓷器生产。再考虑到明代瓷器生产税--窑冶课的征收是以窑场为对象并具体到产品（78），组织生产的也是窑户（79）。且景德镇瓷器销与外来商客向由牙行把持，所以，粤东商人极有可能是经过牙行和窑户联系，最终形成了洋人持样到广东，把瓷样交给粤东商人，粤东商人带样到景德镇通过牙行和窑户组织所需瓷器的模式。
    至于景德镇烧造克拉克瓷器的情况，2007年对景德镇观音阁窑址的发掘（80） 表明，该窑场规模很大，但在这里发现的典型克拉克瓷器只有数十片，和该窑场同一时期的瓷器相比，克拉克瓷器绝对不是产品的主流。而历年对景德镇各地窑场的调查得知，当时生产瓷器的各窑场均出土克拉克瓷器，说明在景德镇并不存专门的克拉克瓷器窑场。这种现象正可以表明，当粤东的商人持样到景德镇后，是在短时期内，在众多窑场获取所需要的商品，对生产者来说照样烧造克拉克瓷器只不过是其生产的内容之一。
    明末清初中国瓷器出口受到影响时，荷兰等西方商人一方面到日本寻求替代品（81），另一方面把大量的波斯产青花瓷器运往欧洲冒充中国瓷器，而荷兰和英国商人以波斯青花冒充中国青花的做法甚至到18世纪中期还有发生（82）。这也说明西洋商人订货时并不以景德镇窑场为唯一目标，所以当清初中国瓷器外销停滞时他们很容易转向日本窑场订货，从而使得日本瓷器迅速占据欧洲市场（83）。
    （三）中国垄断世界瓷器市场时代的终结
    瓷器作为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文明内容之一，在其向外输出的同时也激起了各国人民对瓷器的渴求和仿烧，促成制瓷技术的输出和交流。仿烧的成功，就是中国对这些地区或国家瓷器市场的丧失。
    各国成功地仿烧瓷器后，在供应其本国市场同时也开始向外输出。唐代伊拉克地区仿烧的锡白釉陶器碗已和同形的邢窑碗一起输出到肯尼亚；南宋至元代高丽青瓷也出口日本并输出到中国。明初的海禁和官方垄断的贸易政策使瓷器外销受到限制，这在世界陶瓷贸易史上被称为中国瓷器外销的“明代断档时期”（Ming gap period），在南洋各国对瓷器的需求下，越南、泰国所产劣质瓷器开始在东南亚、中东地区销售并填补空白（84），市场的需求又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瓷器质量的提高，越南、泰国瓷器开始在东南亚盛行，缅甸的产品甚至远销到肯尼亚。葡萄牙商人最初得到中国瓷器时，是以二倍于白银的价格成交的（85），并被作为极为珍贵的物品销往欧洲和世界各地，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仿烧中国青花瓷器的浪潮。在欧洲各国仿烧的同时，远在新大陆的墨西哥也掌握了青花技术，从而形成世界青花文化（86）。
    在欧洲市场被大量的日本和波斯产品替代的同时，波斯青花瓷器和卡曼碟甚至还被荷兰人运到东南亚的锡兰、巴达维亚、孟加拉等传统的中国瓷器市场（87）。至清代晚期，欧洲各国、日本、美国出产的瓷器反而大量销往中国内地，严重冲击了中国本土瓷器的市场并造成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进一步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