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影响时期
    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之相互影响，是指输出瓷器在器类、造型、纹样等方面受产地和消费地的双重文化主导。这一过程最迟在元到明早期已经存在，当时销往东南亚各国的福建窑场所产瓷器中的军持、小盖盒等，在体量大小乃至造型上有些改变。由于尚没有发现当时东南亚人要求改变中国输出瓷器造型的记载，所以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有可能是中国商人为适应市场扩大销售的结果。
    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出土瓷器上的“天文年制”日本款（63），和明代晚期青花瓷器上的欧洲徽章（64），并没有影响瓷器的整体风格，器物的造型、纹样仍是景德镇窑场习见的内容。克拉克瓷器的最初造型，也是以中国传统装饰为特征，只是在图案布局上作了些许调整。
    上述现象是生产者为了适应消费市场的要求而作出的调整，该时期输出瓷器是产地传统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影响时期。在这些瓷器上虽已附加有消费地的文化因素，但瓷器之整体生产仍以中国文化为主导。
    （三）西方文化主导时期
    西方文化为主导时期，即大家熟知和常说的来样加工时期，此时中国输出瓷器的生产已完全受西方文化左右。
    接受西方人的订单并进行加工始自16世纪早期葡萄牙与中国的交流，但完全受西方的订单和要求控制，使生产处于来样加工的地位，则始自荷兰人订烧的克拉克瓷器。在典型的克拉克瓷器上，虽保存有少量的中国文化因素，但在器物类别、造型、组合等方面，外来文化已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窑场完全沦为西方需求瓷器的加工地，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一种生产模式。在景德镇烧造克拉克瓷器的同时，闽南各窑也烧造同样风格的瓷器出口，由于无法从生产技术上或产品演进序列上找到景德镇产品影响闽南窑场的证据，所以这极可能是洋人或代理商持样到闽南各窑场订货的结果。在同一时期或稍后，日本、波斯等地区也生产克拉克风格瓷器，同样不是对中国产品模仿，而是西方人持样订烧的结果。就克拉克瓷器的烧造地点的扩展可以看出，是西洋人的意图与文化需求导致了景德镇和闽南窑场产品风格趋同，以及中外主要瓷器产地产品风格的趋同，这是西洋文化居主导地位并影响世界瓷器生产的表现。
    其后，销往欧洲的瓷器更是出现了中国传统所没有的器物，根据西方的需要在广州加工广彩瓷器，景德镇所产白瓷器只是广州窑场加工广彩的原料，更说明中国已沦为西方市场的瓷器加工厂，千年来中国文化主导输出瓷器生产的现象已成为历史。欧洲生产的瓷器和瓷器生产技术在清代晚期开始引领世界瓷器文化的发展方向，产品大举占领中国市场，世界瓷器文化的中心已不在中国。
    六 输出瓷器的用途和文化内涵的转变
    观察海外各地区所使用的中国瓷器，除日用器的性质外，其功用和文化内涵亦有转变。就已知情况，既有继续做日用器者，也有被用为装饰品，更有用为葬具等，甚至赋之以货币的功用或以中国瓷器为贸易媒介。
    1.日用器性质之继续
    中国大量输出到世界各地的瓷器以日用器类的碗、盘、瓶等为主，其性质在各地也基本得到保留。对中国瓷器的使用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古代民族的生活习俗，当瓷器和制瓷技术输入欧洲并得以普及后，欧洲日常用器面貌也为之一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把输往东南亚等处的炉瓶类供器、军持类伊斯兰教用器，均视为日常宗教生活的器物而归入日用器的行列，不再单独列为宗教用器。
    2.财富和财富性质之扩展
    任何具价之物均可被视作财富。中国输出的瓷器在东南亚各地除被视作传统意义上的财富外，还在此性质上被扩展成为当地人民进行商业贸易的媒介，部分地充当了货币的作用。
    据郑和使团成员记载（65），在南洋和西洋各地习见青瓷器、青花瓷器、青白花瓷器几种，是龙泉窑、景德镇窑和福建等地的窑场的产品。在使用中国瓷器的26个国家中，有24个国家把中国瓷器作“货用”媒介（66）。锡兰国对中国瓷器的态度是：《星槎胜览》卷三记为“货用”、《西洋番国志》记为“甚爱”、《瀛涯胜览》记为“重”，可见瓷器之所以被作为“货用”之媒介，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瓷器受到当地人的“重”与“甚爱”，首先是被视为极珍贵的财富，次之在此基础上产生近似货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