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传播人群的观察
    瓷器输出从唐代以来几乎不曾间断，并流布世界各地。但是当我们观察各历史时期、各国输入的中国瓷器时，又会发现不仅其输入目的不单一，而且行为的执行者和完成者也是多种多样，有中国人与消费地人民的直接交流，也有借第三方甚至更多方的力量才完成的间接交流。为了解当时传播瓷器的人群的动态，现仅就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而加以讨论。
    （一）直接交流
    直接交流是由瓷器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人群直接完成的。
    瓷器输出在本质上是古代中国人对海外商业市场占有的结果，和航海能力及制海权相关。但就远洋航海能力看，中国人中并不占优势：西方人经由红海进入印度洋时间远比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进入印度洋的时间要早，东汉时期大秦使臣就经南海北上入华。唐五代时期，往来于中国与中东之间、有制海权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南宋时期，中国人的远洋船队似仍不出南洋的范围，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往来的主要是阿拉伯人。郑和下西洋前，中国人对外的直接交流、贸易，基本不出东亚和东南亚。新航线开通以后，制海权归西方各国。从航海能力可以看出，东亚、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瓷器交流主要是中国与各国人民直接交流的结果，琉球人甚至亲自到龙泉青瓷产地购买瓷器，明代晚期还有日本人在景德镇订烧瓷器之事。南亚、西亚和东非、北非等地的情况就相对复杂，郑和下西洋时期在当地的活动是中国和这些地区直接交流，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从中国运瓷器回本国也属直接贸易。西方人主导世界贸易和航海权后，从中国订货并运回欧洲的瓷器，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直接贸易表现。
    （二）产地与消费地的间接贸易
    此处所说的间接贸易，是指经由第三国或更多中介而完成的瓷器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供需交流。
    唐代和宋元时期，当波斯人、阿拉伯人独专东西海上贸易之利时，他们从中国运出的瓷器除供应其本国外，有相当的部分是转口销往其他国家。东非中国商船的“黑石号”出水瓷器表明，中东商人在唐代已开始从事中国和东南亚各地间的转口贸易；在肯尼亚MALP遗址同时出土有五代时期邢窑白瓷碗和伊拉克仿烧的同型锡白釉陶碗，或可说明非洲各地出土的明早期以前的中国瓷器，是中东商人转口贸易的结果。
    前引《英宗睿皇帝实录废帝附》载正统六年闰十一月琉球国通沈志良等人载瓷器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当时琉球并不生产瓷器，其商人所载往南洋的瓷器应是中国产品，这说明在明代早期中国瓷器输入爪哇等东南亚国家至少有一部分是间接贸易的结果。
    在欧洲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内，大量的中国明代晚期青花瓷器又分别被西班牙人输往东南亚、美洲至欧洲：由葡萄牙人、荷兰人输往东南亚、南亚、中西亚、非洲至欧洲，除运回欧洲的瓷器外，由他们销往各地的中国瓷器均属生产地与消费地间的间接贸易。
    唐代中国的越窑、长沙窑、邢窑瓷器中已出现在东非沿岸，当时中国显然没有如此的远航能力，这些瓷器被运销往东非地区肯定是藉由中间媒介完成，明以后的大量出口并销往世界各地更是由西方人主导。就输出区域看，既无法证明瓷器输出中中国人一步步由近及远的推销轨迹，也看不出中国人独自控制瓷器输出的迹象。输出之盛世固然与政府之鼓励有关，但在中国禁止出口时，同样也有大量的瓷器输出。而几次输出势头之衰微都和波斯、阿拉伯人海外经营力下降有关。均表明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并非一国或一族人所独控，而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协作的结果。另外，根据对海外各遗址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的断代研究，几次输出高峰时都恰当海上霸权存在之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远洋运输能力及海上交通安全与否是制约远洋贸易和瓷器输出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人虽然发明和生产了瓷器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独霸世界瓷器市场，但是在把瓷器输往世界各消费地的过程中中国人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
    五 瓷器输出过程中文化主导因素之变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输出瓷器和国内各遗址出土的同时期的瓷器完全相同。到明代晚期克拉克瓷器出现以后，窑场始按照西方人的要求生产瓷器，及至再后来的广彩瓷器是以景德镇生产的白瓷胎为原料，由广州窑工根据西方商人的需求而随时加工。在考古学或社会学的范畴内，可以根据主体文化因素之变迁归纳为文化演进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以中国为本体看待这个变化，可视之为瓷器输出过程中中国文化从占主导地位到主导地位逐渐丧失的过程。
    （一）中国文化居主导的时期
    从六朝时期中国瓷器见于武宁王陵开始，直到明代早中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输出的瓷器和国内使用的瓷器完全相同。输出的产品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白釉绿彩瓷器、巩县窑白瓷、青花、三彩及白釉绿彩器、长沙窑瓷器、耀州窑瓷器、青白瓷、龙泉青瓷、元明青花、仿耀州青瓷、仿青白釉、仿龙泉青瓷等多种。过去有论者以为唐代长沙窑瓷器和唐青花是专门为中东市场生产，但通过对“黑石号”沉船瓷器的总体观察发现，在“黑石号”所载大量长沙窑瓷器中，带汉字诗文的只有少数几件，表明在窑场所见的大量有诗文瓷器仍是为认识汉字的消费者生产而并非供应海外市场，可见长沙窑瓷器不分海内外市场（61）。随着内地各唐代遗址的发现，尤其是上街唐墓出土的唐青花塔式罐（62），从使用地点和器物的属性均说明唐青花在国内同样有消费市场，否定了过去认为的唐青花和长沙窑瓷器是专为外销生产的说法，说明唐代并无专门供应海外市场的瓷器品种。同时，该时期输出的绝大部分瓷器并不因国外与国内市场不同而产生变化，生产这些输出瓷器时仍是由中国各窑场自己的传统文化决定，虽然唐青花、蓝彩三彩器和长沙窑瓷器从生产技术到原料、纹样等方面都有不少外来文化因素，但这些主要是生产者的主动吸纳，并非专门为输出而有的结果，该期是中国文化为主导的瓷器输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