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的力量
    孟德斯鸠曾言简意赅地说，坎尼战役后，“罗马的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21）罗马强盛进程的见证者波利比阿在叙述坎尼战役时，意味深长地插入了对罗马政制的讨论。就此，德尔布吕克赞叹这显示波利比阿是真正伟大的史家。（22）战争与政治内在统一，战略体系与国家政制紧密相联。罗马能够在一场起先连战连败的持久战中发挥优越的潜能，致使强敌最终失败。在这潜能中，特别重要的有罗马的制度。
    波利比阿说，就政制而言，迦太基已过完了它的最好时期，罗马却正处于顶峰；“他们（罗马人）虽然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但经审慎的商议，仍最终在战争中征服了迦太基人”。（23）罗马在战争中始终保持了外部成功必需的内部和谐。特拉西美尼湖战役惨败后，执政官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我们在一场大战中被击败了，我们的军队已被粉碎，我们的执政官战死了。为了你们自己的解救和安全，你们要好好考虑。”（24）这就是信任人民、诉诸人民、引导人民和动员人民。在费边战略因无立竿见影的大成效而引起广泛不满后，取悦民众的瓦罗被推举为执政官之一指挥军队，坎尼惨败由此而来，统兵将领仅瓦罗一人生还。然而，包括费边在内的众元老仍到城门迎接瓦罗，感谢他对共和国不失信心。元老阶层的宽宏大度保住了内部和谐。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够卓有成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并且能够塑造合理的政治和战略决定，以适应战争的能动要求。坎尼惨败后，元老院仍坚韧不拔，有条不紊，胜任职责。它首先征募不到最低服役年龄的青少年入伍，同时将囚犯和奴隶武装起来，从而迅速组建了四个新军团；它还吁请众拉丁城邦出兵援助，共救危亡。一个特别财政委员会被创设出来，作为危难之中缜密监督财政的机关。德尔布吕克认为，罗马此时还能有效地维持经济生活和财政管理令人惊异。（25）元老院的行动恢复和鼓舞了公民大众的自信。波利比阿就此评论道，与其说汉尼拔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胜利而高兴，不如说他因为罗马元老们表现出的坚定和高尚而惊讶和沮丧。（26）与罗马统治者在惨败和其他经久的战争磨难中的意志和才能截然相反，只经扎马一役，迦太基寡头集团的意志和领导能力便土崩瓦解。
    罗马善于吸取失败教训，据此调整领导和修改体制。如前所述，特拉西美尼湖战役惨败导致罗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救策--独裁制。独裁官费边以其著名的费边战略，成了汉尼拔的第一个克星。马基雅维里就此说，罗马的丰功伟业源于这独裁制，否则它必毁于严重事端。（27）罗马还改变惯例，将一切军事事务（而非仅仅战场指挥）委托给执政官，并且酌情延长格外卓越的执政官的任期。此外，元老院在确定进击伊比利亚为战略重心后，鉴于承担此项使命的战场最高指挥官责任重大，鲜有敢问津者，决定将推举权力破例地交给民众。时年24岁的小西庇阿尽管资格尚浅，但向民众大会（“百夫长会”）毛遂自荐，结果被委以重任。“百夫长会的选举把一个只是总兵的人立刻升到最高长官之列。”（28）正是这政制的灵活性或适应性，构成罗马文治的一大活力，那是汉尼拔的武功无法克服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制度的优越性特别在于指引重大政策和决定基本战略的总是政治权威机构元老院，从而始终保证政治统帅军事，军政高度整合，而不像迦太基那样，政治与军事屡屡严重脱节。如前所述，元老院在动员罗马人民、维护内部团结、开发战争资源以挺过战争危难方面，行使了杰出的权威领导。不仅如此，元老院作为一个集体，同样是有效的最高战略决策者。候选的军事统帅毫无例外地必须凭自己的战略论辩使元老院信服，才能获取其授权和支持。小西庇阿与费边之间关于进攻北非的著名辩论及其结果（29）就是元老院在决定战略方向方面起首要作用的一个范例。
    尽管迦太基的政治史料因其战败而遗留甚少，然而现有的文献仍足以显示它在这方面远不如罗马。汉尼拔起初掌有军队的全面指挥权，但他抵达意大利之后变得无权通盘指引军事战略。他孤军奋战于意大利，对迦太基总体军事资源的配置大致只能充当旁观者。坎尼战役后他急需国内增援，可是迦太基寡头政府内部分化，主和派将削弱政敌置于战争胜利之上，而且得到习于享乐、厌恶战争的迦太基大众的拥护，结果竟以战胜者无需援助去答复汉尼拔。汉尼拔不谙党派斗争，在寡头政府内缺乏相助之人。迦太基可用的兵员不少，但大抵由于内部政治原因而被浪费于无用之地。（30）蒙森讽刺道，迦太基政府“拯救罗马之功不甚在 （罗马）元老院以下”。（31）
    四罗马精神的胜利
    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大诗人恩尼乌斯创作了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诗，赞颂“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老的风俗和人的力量之上的”。（32）古典学家巴洛认为，这古老的风俗“意指某种生活观，某种道德品质，再加上某些不成文的规范及责任与行为方面的先例，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准则和惯例的传统”。（33）罗马战胜迦太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马几个世纪里形成的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提供了异常强劲的力量。
    波利比阿强调，罗马拥有对其武力成功不可或缺的卓越精神，即坚韧、勇敢、诚实、敬畏众神和服从权威的农民士兵气质。在古典时代，制度和法律是民族宗教的一部分，而罗马人尤其虔诚，甘愿为祖国的祭坛而战。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罗马人也打过许多败仗，但媾和时几乎从未割让土地，这归因于农民士兵的土地情结和坚忍不拔。罗马基于广大公民对土地的拥有，农民士兵的精神本质是罗马军事机器优良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迦太基在这方面远比不上罗马，其公民大多耽于享乐，憎恶战事，沦于商业社会易有的腐败堕落。（34）就第二次布匿战争而言，持有这样的文化特质的迦太基社会远未像罗马社会那样投身于一场“总体战”，这至少是因为鏖战搏杀的并非迦太基公民。波利比阿评论道：迦太基人使用雇佣兵，罗马军人却是本地公民；“罗马人虽然最初遭受失败，却能以永不枯竭的兵力东山再起，那是迦太基人做不到的。罗马人为他们的国土和子女而战……以顽强的决心直到战胜敌人”。（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