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早期以来接连不断的外部危险和对军事行动的经久需要使得罗马成为一个基于公民军人的尚武社会，“它将施行暴力的能力抬升到美德地步，成为一种其本身就是善的品质”。（36）共和时代的罗马人不怕战争伤亡，一旦置身于冲突便坚持到底。罗马社会从头到脚可见军事化特征，其最强烈的愿望是罗马壮大。罗马人对祖先顶礼膜拜，而祖先的荣耀首先在于武力上的成功。从平民到贵族，差不多一概黩武好战，争强好胜。罗马贵族崇尚英雄主义，血刃拼搏和荣立战功是获得政治地位和社会声誉的必要前提。罗马贵族对战争习以为常，没有哪个罗马人在有十年征战生涯以前可以担任政治公职。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十年里 20位执政官当中有12人战死，比例极高。（37）不足为怪，尽管有坎尼战役那样的军事灾难，共和国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
    经由两个多世纪，罗马的威望业已内化于意大利半岛。因此，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汉尼拔分离罗马同盟的战略目的包含很大的不可实现性。可以说，汉尼拔犯了“以己度彼”的致命错误：将罗马同盟体系看做迦太基帝国的类似物。他理解帝国控制下各族对迦太基的深切愤恨，因而设想罗马盟邦对罗马亦如此。他以为，一旦他挥舞自由大旗，同时重挫罗马军队，罗马的盟邦将无不投到他的麾下。（38）然而，罗马与迦太基各自对盟邦或附庸的统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习俗大为不同。罗马较为宽厚，迦太基却极为苛刻。“罗马容忍各地陆续获得公民资格……迦太基却自始即保持独占，甚至不许属地抱有一日得居平等地位的希望。罗马对最下等的属国也不完全夺其独立，并且对于任何属国绝不课以固定贡赋；迦太基则无不派有监督，甚至腓尼基古城也须承担沉重的贡赋。”（39）与罗马的长期交往甚而融合导致多数意大利城邦自视为罗马的自愿伙伴。相反，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却素有狡诈、不义、残暴、野蛮之恶名。而且，在意大利半岛各邦眼中，迦太基人种不同，语言文化古怪，宗教迥异，乃十足的、不可居于其下的外族，因而汉尼拔的“自由”旗帜缺乏真正的吸引力。
    罗马的盟邦大部分忠于罗马还有另外的精神文化原因。罗马人一向特别不能容忍邻邦的背叛，对待与之作战的叛邻，几乎总是报以彻底征服和严惩，而非仅仅将其打败。一位罗马史学家如此评论他所说的罗马的“残忍”：极少有其他达到高程度政治文化的民族在战争中表现过罗马人那样的极度残暴。（40）罗马的同盟者知道罗马人是怎样的人，罗马人几乎必定施加的将是怎样的报复，因而可以说它们大多不敢真正背叛罗马。
    更广泛地说，罗马的“残忍”与罗马精神的另一成分即讲求实际难解难分。对罗马这个“尚武民族”有深切理解的一位学者指出：“罗马的战略提供了嗜杀本能的最生动例证。罗马人……的残忍极少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偶尔的怜悯仁慈出自经过谋算的自我利益考虑。”当汉尼拔的作战技能和战略对罗马构成致命威胁时，嗜杀的罗马便以讲求实际的审慎取代传统的勇猛，从费边开始“退避三舍”，继之以小西庇阿的深思熟虑的外向进攻战略谋划。这就是和上述其他精神特质一样植根于罗马文化中的“实用的冷酷无情”。（41）
    迦太基遗留至今的精神文化史料甚少，但从可获得的文献来看，可以说在其帝国史上很大部分时间里，迦太基人不是一个真正愿意并能够从事大战恶战的民族，与罗马人相比尤其如此：一个近乎纯然商业性社会的公民耽于享乐，憎恶战事，沦于易有的腐败堕落。古典史上一项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迦太基大都依靠雇佣兵打仗，这差不多根本性地限制了它的军事人力和战斗精神，同时也限制了它的统治集团可得的军事精英和将才。不仅如此，对汉尼拔的力求使罗马丧失盟邦这一核心战略而言，如前所述，迦太基人对待附庸的严苛习俗、其贪婪不义的名声和他们在意大利人眼中的文化怪异，统统有其严重的负面效应。
    五结论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与迦太基的较量是决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的较量。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体，严格地说，它们之间的较量大致只发生在制度领域和首先体现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在战略领域，较量实际上可说仅仅发生在汉尼拔个人与罗马国家之间，而罗马国家的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始终由元老院主宰，费边和小西庇阿则是罗马统治集体内战略性贡献特别重大的两位军事统帅。显然，罗马要战胜迦太基，就必须赢得战略、制度和文化这三方面的较量。其中每一方面的较量都有独立的重大意义，其根本成功不能由另外一两个方面的优势去代替；与此同时，它们互相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说到底乃是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
    从历史理解和因果解释的角度看，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略、制度和文化三类较量在深刻程度和意义根本性上各有不同。文化较量（它首先是民族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的竞争）最为深刻，效应也最根本、最广泛，或者说它无所不在。制度较量次之，战略较量又次之。正因为如此，从古典时代的主要史家到近代的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无不将罗马胜利的主因归于罗马的精神和政制，而同样如前所述，开拓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之战略研究的军事史大师德尔布吕克也多少是如此认为。
    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史中可以发现一种有广泛和深刻的辩证意义的反差，那就是“结构性”必然对人世间偶然。事后来看，罗马人在“结构性”必然方面对迦太基占有压倒优势，那由所有有关的历史叙述和本文的论说显示出来，致使罗马在制度较量和文化较量方面始终决然胜过迦太基。然而，为什么在这些方面占那么大优势的罗马居然尽全力战斗了16年才艰难获胜，并且经过了坎尼惨败那样真正的国家生存危难？答案很清楚，甚至也很简单：对罗马作战的是非常杰出的军事天才汉尼拔。或者说，在这次战争中，对人世间事物的影响往往非同小可、有时甚至殊为关键的偶然性大大有利于迦太基而非罗马。在此，必然性最终战胜了偶然性，但其过程曲折跌宕，构成了一篇精彩的人类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