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重构
    库恩指出，当一种老范例无法应对不断积累的材料，或产生的新问题无法被当下的范例所回答时，范例就会发生变更，而科学的发展往往就以这样的变更为标志。对文化历史考古学不满和反叛的先声是哈佛大学沃尔特·泰勒1942年完成、194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泰勒将传统的文化历史学研究批评为“纯粹的编年史”。他认为物质遗存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本身，呼吁考古学家应该将遗址当作一个生存系统来研究，努力尽可能多地从考古遗址中提取信息，包括看似微不足道的证据来了解人类行为的信息，以便对遗址出土的材料做综合分析，这样考古学家就能像民族学家一样对文化的性质和运转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泰勒视文化为包含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组成部分在内的功能运转实体，考古学家必须从内部来加以整体研究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考古学的转型主要表现在对生态学和聚落形态的关注，并受到了强调文化规律的新进化论人类学日益普及的推动，于是引发了范例的变更和概念的重构。朱利安·斯图尔特大力倡导文化生态学，将文化看作是一种适应系统。他呼吁考古学家不要专注于器物的形制分析，而要用他们的材料来研究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形态的变迁。而他自己也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志的聚落形态材料研究美国西南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互动⑧。
    斯图尔特还推动了聚落考古的发展，并以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为先河。他说服威利将聚落形态调查作为维鲁河谷计划的组成部分，研究几百个史前居址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而威利在他的工作中超越了生态适应和人地关系，将聚落形态看作是有关人类行为诸多方面的信息来源，并将它们从一种社会关系的演化系统来解释。威利的研究成为运用考古材料来解释长时段社会和政治演变的重大先驱性努力，激起了全球范围内对社会复杂化进行深入的区域聚落形态调查。威利在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成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被认为是自汤姆森三期论突破以来最重要的发明。斯图尔特还倡导一种多线的、生态的和较为经验性的方法来研究文化进化，从一般进化来研究社会演变的规律。于是，一种被称为“新进化论”的范例在五六十年代兴起。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和埃尔曼·塞维斯运用民族志材料，用社会进化的类型学概念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建立起直线递进的、推测性的和高度一般性的序列。这种考古学探究的新取向，也因为二战后许多新科技引入考古学而成为可能，特别是威拉德·利比在1948年所建立的放射性碳测年方法。从功能（文化的适应）与过程（演变的动力和原因）的视角来分析考古材料，使得文化历史考古学对年代学和民族身份日显技穷的专攻，最终被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变迁的全新探究所取代。对文化研究兴趣的衰退和对人类行为研究兴趣的增强，预示着史前考古学进一步变革的到来⑨。
    考古学研究的转型可以从几个关键概念的重构来回顾。这种概念的转移表明，在考古学构建起考古材料的年代学框架之后，应该是深入探究和解释文化异同和社会变迁的时候了。
    功能论与过程论 由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作用主要是解决年代学和文化关系问题，在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上无能为力，于是欧美考古学家开始另辟蹊径来研究史前史。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从文化与环境以及社会内部结构的功能关系来了解文化变迁，这种方法的早期努力是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也即人地关系，将文化看作是人类适应的一种手段，努力了解人类是怎样生活的，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就是指导这类研究的理论。后来的功能方法则设法了解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和互动，也即所谓的过程论方法，这种方法意在了解文化系统是如何以及为何以不可逆转地发生变化。功能论和过程论方法往往是一起应用的，两类解释不仅密切相关，而且是互补的，不了解文化的功能，就无法解释它们的运转与变迁⑩。早期的功能-过程论方法以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冢研究为代表，它对瑞典学者孢粉和植物研究及环境考古的发端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虽然考古学家主要的精力放在构建区域文化年表，并以传播迁移论来解释文化变迁。但是随着欧美考古学文化区域年代学的日益完善和功能方法的迅速发展，功能论和过程论方法逐渐开始取代文化历史学方法，最后以新考古学在1960年代对后一方法发起反叛而最终成为考古学的主流。
    系统论 在新的范例中，考古学文化被看作是功能运转的系统而不是特征的集合体或各种器物混装的口袋。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将文化看作是人类超肌体的适应手段，于是文化系统应该从其对自然环境的波动、人口压力的变化以及与邻近文化系统竞争的适应性了解来解释（11）。用“系统”取代“文化”，或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分析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就必须发生变化。比如，以工具和器物定义的考古学文化在分析文化传承或传播外，是否也要考虑不同文化对相似环境的适应？是否需要在确定它们的文化关系之前排除功能适应上“趋同”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文化在发展了几百年后会变得差异很大，所以祖裔传承的同一文化可能因环境变迁，在几百年后会变得比同一时期中相邻的两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明显。考古学又如何解决考古学文化异同观察时所必须加以分辨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再有，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文化分析和衡量尺度主要是立足于一批典型器物的存在与缺失，这种研究一般是采用分类详述的方式。如果不了解器物工具变化和兴衰的原因，那么考古学文化的分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的比较，它无法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显然，文化生态学与系统论的结合为考古学找到了研究文化演变动力的切入点，从而将考古学局限于器物表象的静态分析转向社会生存系统的动态研究，为重建史前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新考古学将文化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文化系统的运转受制于各种不同因素，而考古学就是要研究那些造成文化相似和变异的那些原因。系统论早期的一些出色研究就是从经济、人口和其他社会特征的变化和某一环境在漫长时期里相互作用来研究社会文化的演变。系统论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宏观角度来观察社会与社会、社会与环境之间互动和发展的过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