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但是学者们对待理论和方法的态度却并不相同。张光直说，技术和方法是我们手中的工具，它们具有中立性，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也没有国家性。但是理论则不同，考古学家因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民族而有不同的立场（24）。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也持类似的看法，认为理论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个人的标签。学者选择理论犹如选择党派与信仰，意味着隶属于某个群体或派别。因此，采纳新的理论，要比借鉴新技术和新方法困难得多（25）。正是我国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脱节，使得高新科技手段成了类型学研究的时髦点缀和科学主义陪衬，而非破解历史难题的一柄利器。
    问题意识 我国相当部分的田野发掘，特别是抢救性发掘是一种照章办事，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盲目自动地向前走”（26），这种发掘的盲目性是缺乏理论指导的直接后果。缺乏理论思考的考古发掘，表现为发掘之前没有一定的目的，挖到什么就收集什么材料。这样的发掘往往以典型、罕见、精美和完整的器物为目标，并不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具有理论指导的发掘是有目的和带着问题的发掘。有了解决特定科学问题的目的，发掘的范围、如何发掘、所要采集的样本种类以及分析的内容和步骤都需要做仔细的设计。所以，带有理论思考和研究目标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为了分析特定的材料和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收集科学证据。
    张光直概括了考古学的四个基本概念：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材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和总结（27）。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认为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问题和理论主导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指导寻找哪些考古材料或样本；方法和技术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要求采集样本（28）。这三个方面都是彼此衔接，相互依存的。如上所述，如果没有特定的问题意识，方法的选择和好坏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
    在当代考古学中，田野发掘就是科学研究的采样过程，它是根据问题和研究目标寻找适当的材料和证据，这种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需要满足严格的特定要求。比如研究人类生计变迁的环境考古需要采集各时期地层中所有的动植物样本，计算它们的百分比和卡路里含量，然后从这些材料的种类和数量历时的百分比消长来观察食谱的变化。而人类使用的工具也被用来分辨开拓和加工食物的方式和功效。如果从聚落形态来研究社会变迁，那么需要从个别房屋、村落布局、区域聚落分布中寻找各种不同的材料，以便提炼生态环境、经济、交换、人口规模、家庭结构、管辖体制等方面的信息。而漫无目的发掘所获得的材料对于任何的探索性问题都毫无用处。因此，我们需要对目前承包工程式的抢救性发掘进行反思，抢救是为了保存有价值的材料，以便为深入的科学研究保存珍贵的资料。但是，发掘者本身没有问题意识，结果在发掘过程中难免会疏漏大量解决各种问题必不可少的资料。由于考古材料不可再生的性质，以至于这种发掘实质上是形式主义的抢救，是在抢救名义下的破坏。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颁布了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制定的田野发掘细则，为发掘和采样工作制定了新的规程，这是我国考古研究科学化的可喜步骤（29）。在大部分田野工作者缺乏问题意识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的情况下，要求发掘采样按严格步骤操作和达到起码的标准和要求，至少不要疏漏任何重要的材料和遗迹，为今后的综合研究和比较分析提供某种基本的保证。
    小结
    从本文开头内格尔的论述来看，中国考古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停留在田野发掘和材料积累上，应该努力将海量的考古资料变成组织化的知识体系，并为各种考古材料和现象提供解释。我国学者认为考古学的目的是“重构国史”，但是这种“国史”不应只是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的描述和年表，而应像特里格所言：“重建的目的总是意指解释”（30）。张光直也曾批评国内的研究只是一个陈述，缺乏进一步的证明，难以令人信服（31）。
    内格尔说，科学的解释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并需要追求统一的说明体系，将科学知识与常识区别开来。虽然分类是梳理和组织材料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没有人会将分类结果和目录看作是一门科学。目前对于大量材料的综述和解释，如果还是基于经验和常识的话，那么他的观点很可能只不过是利用各种材料的胡乱拼凑来发挥不着边际的猜想。常识虽然也能为现象提供解释，但是它可能是先入之见的结果，而且经常不加批评和检验就予以认可。而且这种解释经常受到学者的兴趣和对材料的选择，以及自身社会价值观和无意识偏见的左右。科学有别于常识在于它是组织化的知识体系，是系统化的常识。科学意在发现各种现象和事件发生的条件，以便从那些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来说明相关的现象和事件。因此，科学对现象和事件的系统解释是说明它们产生的因果关系，揭示不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解释，科学陈述必须重塑日常语汇以减少它们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提高专业性。这种语汇还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种抽象性是科学知识的显著特点（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