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将文化分为不同和相互依存的亚系统，生计、经济、社会结构、贸易、宗教各亚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并与周边的生态系统和相邻文化系统互动。文化被看作是一种以积极或消极反馈过程来进行自动平衡的系统，某个亚系统的变化会牵涉到其他亚系统的联动，并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变迁。以一种相伴关系而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观察亚系统之间的作用和运转，可以避免单因论的推断。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要留意起主导作用的多变量因素，并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使得考古学能够从动态和功能结构来从局部分析整个文化现象，进而深入探讨和推论考古学证据不足的那些社会文化方面，比如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13）。
    社会规律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民族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就呼吁考古学家努力发现主导人类行为的法则，以解释文化是如何及为何演变的。沃尔特·泰勒就将建立一般法则看作考古学的最高目标。这是美国学者将社会规律研究看作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希望考古学成果能够与其他社会科学比肩的一种体现。于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倡导人类发展的一种进化观，并成为新考古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这种进化概念认为，世界上不同社会或文明尽管其文化特征、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的具体细节迥异，但是各自的发展轨迹可以用几个一般性的社会类型如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来追溯，而考古学研究就是要寻找这种一般性发展趋势的内在规律。这种研究也采取了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视角，认为有少数关键变量比如生态环境、技术和人口主导社会文化变迁。于是，研究这些变量的运作就能发现社会演变的普遍规律。美国新考古学家把社会规律研究看作优于历史重建的目标，将考古学的历史研究看成是描述性的、年代学的和归纳法的浅薄操作。但是特里格认为，考古学从其处理的材料性质来看，最好还是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无视理论和通则。历史学研究涵盖了对过程以及事件和年代学的关注。任何一门历史学科的目的，不仅要描述，而且也要解释特定的事件（14）。
    实证论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操作基本上是一种归纳法，从收集材料来做分析，从经验直觉来下结论，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被批评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虽然经验主义强调材料的客观性，但是凭材料说话仍无法排除主观判断的错误与直觉的偏差。科学实证论的发展是意识到材料和现象具有蒙蔽性，单凭归纳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材料和现象背后的潜因。于是，美国新考古学提倡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强调用逻辑推理的演绎法来梳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并对分析的结论进行检验，以防止偏见的产生。从考古材料来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所要解决的也都是不可直观的问题，必须用演绎法来探究。演绎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于是理论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它是一种对主导种种现象内在关系潜在法则可予以检验的假设和尝试性的系统陈述。实证论的考古研究无不以问题为导向，于是考古发掘成了搜寻证据，分析研究便是验证各种可能性假设的过程。这种研究对于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有了大量事实提供的证据链，考古学家才能够从逻辑上证明自己设想的对与错。这和归纳法从材料积累和表象观察直接得出结论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面对新概念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虽然我国学者对欧美考古学的新进展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在借鉴国外经验时仍然问题不少。目前我们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理论薄弱、概念模糊、方法脱节、田野工作缺乏问题意识。
    虽然我国许多学者对美国新考古学的价值取向并不认可，但是对近几十年来我国环境考古学和聚落考古学的发展持积极态度，而且这些领域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实，环境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是新考古学功能论和过程论取向最关键的特征。显然，新考古学的方法已被我国学者普遍认可，浮选法和动植物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发掘的常规操作，而聚落形态也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由于我们并没有采取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理论概念，环境考古和聚落形态方法大都成了无的之矢，或成了对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补充。我国学者虽然认识到聚落考古在研究社会结构和文化功能上的潜质，但是研究物质遗存的方法仍没有跳出类型学的窠臼，这就无法从遗存的功能和动态过程来探究史前社会的运转和与周边环境和文化的互动。结果，环境考古和聚落研究和类型学分析成了两张皮，只是考古报告的一份附录，根本无法说明人地关系互动和文化的变迁，无法达到透物见人和探究社会文化演变的境界。这表明，考古研究并不是仅凭提升技术手段和科技含量就能改观和推进的。因此，在采用新方法的同时，也应该同时更新理论和分析概念。有学者告诫，一种考古学实践的范例，其目标、理论和方法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不了解这种成功实践的具体情况，就无法加以利用（15）。张光直也指出，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既是考古作业的指导，又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总结。有了理论，考古实践就能避免盲目性，引导我们不断探索各种历史和科学问题。张光直也坦言，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16）。
    还有，就是习惯传统文献和马列经典术语的我国学者在面对国际新术语和新概念时出现的困扰。比如，由于考古学在了解和解释社会长期变迁中的潜质，于是社会复杂化成了聚落形态研究的主要目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概念被用来构建社会演化不同阶段物化与量化的一般性特点，以便能帮助考古学家从物质现象来判断史前社会的发展层次。像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的文化进化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进化模式一样，新进化论的模式和类型也是一种抽象的社会递进序列，以便构建社会演变的一般性通则。受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学者偏好摩尔根和马克思主义的直线进化模式，习惯于将考古证据和这些进化模式的经典术语对号入座。在新进化论的术语传入中国之后，因不了解其由来和定义，学界对酋邦这个术语的理解出现了一定的误区和争议。有的学者认为酋邦和部落联盟是两种不同的准国家形态（17），有的学者认为它在启示部落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之外并无普遍意义（18），而有的学者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19）。面对国际学界的理论模式，一些中国学者更加偏好采纳自己构建的社会进化模式，比如苏秉琦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或“古国、方国、帝国”的概念（20），以及严文明的“古国时代、王国时代、帝国时代”的概念（21）。对舶来之词的不满或不屑，反映了理论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学者更愿意采纳源自典籍中的传统术语，以体现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主义特色。但是正如刘莉所言，问题不仅仅在于是用外来术语还是传统术语，最重要的是与该术语相关的研究方法（22）。西方术语有社会科学的严格定义和物化及量化的标准，比如人口规模、聚落等级、社会分层、管辖和再分配方式等。这种标准为社会复杂化的“异质性”和“不平等”过程提供了一个衡量依据。横向的“异质性”是指社会成员之间职业和身份的分化，而纵向的“不平等”是指社会内部的等级化，两者之间互动关系决定了某一社会的形态（23）。中国学者构建自己的学术概念无可厚非，需要改善的是应赋予各种概念以严格的科学定义和量化标准，否则这些概念难免流于一种标签，既缺乏实际操作上的指导作用，也无法与国际学界进行对等的交流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