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民资格理论内涵的变化与保守党的社会政策
    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提供了对现代英国社会的一种解读视角和分析范式，但是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公民资格理论的研究基本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在现实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体现公民资格根本原则的福利国家既没有创造出一个充分平等的社会，又破坏了自愿主义、多元主义和个人自立的原则，因而受到了来自新右派和“左派”的联合攻击。
    新右派的批评家对战后福利国家的公民社会权利的观念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们对公民社会权利的论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集中于把社会权利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权利，它要求重新分配某些资源，它与‘消极的’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截然不同；二是集中于社会权利干预市场运作的方式，尤其是在市场中作为一个自由的代理人的个体的重要性上面。”(14)新右派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的和民事的权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消极的义务，它不干预其他人的自由，它对义务的负责人不承担任何费用；而社会权利是一种积极的权利，是使人承担积极的义务，提供资源以供给个人或者群体。(15)新右派认为，福利国家具有“在陌生人之间进行强制谈判，进而剥夺富人的和穷人的自由，同时使穷人幼稚化”的特征。他们否定马歇尔主张的公民社会权利使得不利之人进入主流社会并有效地履行其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观点，而认为福利国家导致穷人被动消极，实际上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机会，却产生了一种“依赖文化”。福利国家试图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它削弱了市场，导致某些最明显的穷人群体的依赖性。他们还认为，福利国家对于创造社会公正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公民社会权利不仅没有多少作为,而且削弱了市场创造社会公正的努力。(16)
    新右派的处理方式是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构想为一个市场化的消费者主义(consumerism)的关系，其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1990年前后保守党出台的文件和《公民宪章》之中，其目的是把福利国家的最终服务用户重新界定为具有期待在私人部门享受公共部门服务水准的权利的消费者(consumers)，即把公民作为一种消费者来看待，认为把公民当做消费者来处理的方式促进了公民消费选择的愿望。“让公共服务更多地对用户做出反应，而较少地对生产者群体做出反应。”“在修辞上的变化，[表现为]提倡用户高于提供者、个体高于集体以及私人部门高于公共部门。”(17)消费者主义的评论家把普遍主义的公民权利要求视为一种霸权计划，认为它损害了个体公民的公共服务的空间。消费者主义是以“消费者取向”或“消费者中心”为原则的，目的是给予消费者以更多的选择，其办法是强调个体脱离国家的控制，去追求实际的福利，即通过选择的运用，为个体提供新的机会，以便离开国家和对国家的依赖。因此，“消费者取向”实际上是对“公民不应依赖国家”原则的顽固坚持，根据这种“不依赖”原则，那些继续使用公共服务的人不应该这样长期处于消极依赖的状态，而应该努力成为积极的公民，即成功、自助、进取、消费和拥有财产的公民。
    在整个1980年代，英国国家政策重点聚焦于市场化和“消费者取向”的改革之上，一些地方当局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公共服务方针”(PSO)；公共服务方针都集中在改善对用户的服务，而不是表达一种“价值”尺度。1990年11月梅杰取代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后，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其执政后的8个月内，梅杰就发起了《公民宪章》的倡议，并把这个宪章视为“我们1990年代政策的中心”。在《公民宪章》白皮书中，梅杰写道：“为了确保公共服务更好地回应其用户的需求，为了提高总体的服务质量，就要拥有我在20多年前在兰姆伯斯(Lambeth)曾经担任地方咨询官时就有的野心，其含义即用户授权不是实现其目标的手段，相反，改善对用户的服务是政府的核心目标。”(18)在梅杰看来，《公民宪章》不是强调公民权的撤退，而是公共部门的一种新机制。他要求“与消费者协商，找出他或她的真正的愿望和需求所在”。负责实施《公民宪章》的大臣威廉姆·瓦尔德格鲁(William Waldegrave)认为：“服务不是一定要通过给予公民一种民主的承诺对公众简单地做出回答，而是在决策中对不同的和广泛的声音给予关注。”(19)《公民宪章》的概念使人们联想到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明确的契约关系，服务用户被告知他从公共服务中所预期的东西以及在没有得到供给时应该如何获得补偿。因此，梅杰的改革使作为市场消费者的公民取代了作为政治选举者的公民。这种模式是为了保护在私人部门的消费者的利益，它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公共服务用户的市场消费的原则，而非通过新的立法和政治的权力或社会资格来加强他或她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20)。然而，在实践中，《公民宪章》的权利很少得到实施，正如泰勒(Taylor)所言，“宪章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它没有能够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提供像私人部门的消费者一样的保护标准”(21)。
    保守党政府把自己的做法视为是对二战后凯恩斯主义错误的一种清算，其目的是“保证和强化公共部门以及通过使用财产所有权和参与市场而获得的公民资格的概念来取代凯恩斯主义”(22)。新的公民社会权利概念旨在避免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倡导个人自助和由非正式的照顾者提供照顾等。但是，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挽救1970年代末的英国福利国家的危机，而且到了1990年代早期，危机的情况显然更加严重了。(23)正如普兰特指出的那样，“现代的保守党没有把公民资格作为一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来接受，而是寻求重新坚持市场的作用，并反对公民资格是独立于经济地位之外的一种地位”(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