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品级制度
    唐代流外官品级同流内分九品一样，也分为九品：“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27）勋品以下九品流外在《通典》卷四○《职官典·大唐官品》所载开元官品令中有大概的列举，令文虽有阙漏，也大致反映出流外九品的基本状况。勋品乃流外最高品，相当于一品。正品九品之外，又有视品流外，“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28）。但视品流外到开元初有所变革，不再遵循完整九等品级序列，按实际情况加以取舍，“唯留萨宝（按：视勋品）、袄祝（视四品）及府史（视五品），余亦罢之。”（29）流外官皆无从品。
    唐代流外官系列中，某一特定职掌的流外官品级，往往由其所在官府的地位所决定。如令史之职，隶御史台、三省者为勋品，属秘书、殿中省或太子詹事府或内坊者则分别为二品、三品、四品。特别是，流外官的品级配置，勋品与八、九品中的官并不多，就是说，流外最高品的职官数量不多，最低品级者也不占多数，而居二品至五品者较为集中，六品、七品次之。这种配置与流内官迥异其趣（30）。说明流外置品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灵活性。
    与流内官区分职事官品、散阶（又分文武若干级）、勋阶不同，流外品皆为职事。故而流外品官皆系分置于中央到地方机构中的职事官，它没有流内职事官那样还另有表示其禄秩、位望的散阶品级（这到北宋演变为纯粹的“官”），流外官本身就体现出其品级的存在与高低之别。并且，流外官也不象流内官那样区分清官、清望官等，通常将流外官归于“非清流者”（31）的层次，可能是南北朝以来设置流外以“刊正九流”、辨别流品（32）的余韵。
    由此可见，流外官虽同属国家官僚，组织系统上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理应说明，不仅流外官的品级配置与所隶属的机构地位相关，而且流外官职掌内容也与所属机构一致，各级机构中流外官的职掌总是其所属机构职能权限的重要组成部分（33）。同时，对各级机构中所有职事官（包括流内、流外）编员，唐律严密规定了署置过限与不应置而置的处罚条令，并对“视六品以下及流外、杂任等”内容作了强调（34）。这说明，流外官在组织系统上虽相对独立，却不能将其斥于整个官僚体系之外。
    三、督官制度
    唐代对流外官的督课，主要是以考课为中心的考核制度。它同流内考课一样，都是通过对官员治绩与考限的评定达到督课官吏的目的，其作用的杠杆便是以考课等第决定仕途升降。考课是唐代流外官管理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据载：“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等考第而勉进之。”（35）这同流内官一样，由本部门长官先行以行能功过进行考评，然后“每年对定，具簿上省”，考核程序与流内考课同样严格，只其考第仅有四等：“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衍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36）但似乎并不能由此认为：“流内官考第含有较浓重的道德价值色彩，也着重官僚处理公事的行政能力，流外官的考第则较注意实际工作表现”，即“偏重个人能力与公务表现。”（37）因为，考第的划分，其实是对官吏工作作风--这体现为“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与工作表现即“二十七最”的综合评定。而流外上考中显然已包含了对“四善”的内容要求，这是国家对吏风的共同准则。
    对于二十七最的内容，流外考课中也当同样适用。既然“最”是对职掌不同衙司官员工作的要求，流外作为国家官吏的一部分，焉能例外？又据《大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载：太医署“凡医师（按：流外勋品）、医正（流内从九品下，疑与医师次序移错）、医工（流外三品），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痊愈多者自然得高考，这正符合“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的原则。其他机构的流外官，也应分别依其不同职责的要求进行考课。
    显然，流外考第的评定，同样是以“善”、“最”原则为标准的。如此说来，流外四等考第与流内九等考第之别，并不能说明二者地位有轻重之分。
    考核政绩而外，考限的认定也是考课中极重要的内容。
    首先，任现职需满二百日方许应考。“凡流内、流外官，考前釐务不满二百日者，不考。”（38）据天宝二年八月五日考功司奏：“准《考课令》：考前釐事不满二百日，不合成考者。‘釐事’，谓都论在任日至考时有二百日即成考，请假停务并不合破日。”（39）官员成考与否，以釐事二百日为限，实际是强调其任职时间须以每考之中的半数（即半年）为限，防止官员因调任、停务等原因不得成考或一年二考等混乱现象，使一年一考具有实际意义。这种对考限的过分强调，到宋代磨勘法中因按规定年限审查资历，几乎成为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内容。其次，流外番官分番时间要折合成长上时间来计算，并依长上时间决定是否成考。折合比率据日本《令集解·考课令·内外初位条》载：“释云……若《唐令》云：若番上长短，日有断绝……《唐令》云：率二番者，三日番（当）长上二日，三番者，二日当（长上）一日，若三番与二番通计者，亦三日当二日者。”（40）按，日本令文中的“初位”，在品级、待遇上与唐流外官相当（41）。考课中对考限的认定是为以往论者所忽视之处。
    考功司在各地考簿汇集之后进行“检覆”、“校勘”（42），若发现各部门长官初考时不能据实考定等第，要降考官考第以示惩戒（43）。特别是在确定流外令史考第时，御史台侍御史要进行监察（44），监察官员参与流外官考课，进一步加强了流外考课的组织程序与工作的严肃性。
    每考考第既定，便成为吏部黜陟迁转流外官的依据。按唐朝制度，流外官“每经三考，听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其考下下者，解所任。”（45）即综合三考结果而行进退。不唯如此，积劳累考也是流外官赖以入流内叙品的必要条件，流外官入流叙职与考课结果直接相关（详后）。总之，考课与流外官及流外出身人的叙职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考课而外，唐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制约流外官在行政事务中的行为，特别是对其渎职、失职等行为，在唐律、令、格、式中都制定了相应的惩戒、处罚条文。这一切，也都保证了流外官能够恪尽职守、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