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流外入流制度
    流外入流是指流外官入流内叙品而成为流内官的铨选制度。这一制度更能体现出唐代流外官管理的特色。
    流外入流的基本条件是“考满”。考限已足，便为考满，考满便可授官。一般来说，唐以“八考”为满，故六、七年入流被视为“优其叙次”（73）。但八考也非定数，有许以五考赴选者，有以十年为满者（74），唐初甚至有府史三考、令史两考得转选（75）的情况。流外考满年限，必须是在取得入流门户官（起家官）资格后方可计算，在此之前的考限对入流是无效的。考满后得出身，一般称为流外出身人。叙品时，往往试判，也有加试经、史者。经过考满，“有授职事官者，有授散官者。”（76）受散官者须在待散一定年限后方可任职事官。有一些职事官，如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及中书、门下省之都事、主书、主事，九寺、亲王府及州、县（流内）录事等系由流外出身人专任，由他途出身者不得染指。但因仕途紧张，权利分配中难免产生冲突，故经常发生如科举入仕人抢夺流外专任职官的情况。总的说来，唐政府对流外专任官职，原则上加以保护，因而在唐代官吏结构中形成了“流外出身人”阶层（77）。
    流外入流后的升迁，不论诸台、省、寺、监、卫府官还是地方刺史、县令乃至宰相，都可叙任，但仍有诸多限制。通常不能叙任清资官与三品高官，从而制约了他们的仕途腾达。神功元年闰十月二十五日敕明确限制流外出身人叙任诸如八寺丞、九寺主簿、诸监丞簿……等所谓“望秩常班”，但敕文中又说：“一例不许，颇乖劝奖”，于是特许流外出身人已任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者，只要“考词有清斡景行，吏用文理”以及“历十六考以上”者，可以不受此严格限制（78）。
    唐朝每年所放流外出身有千余人甚至二千人，这同马端临所说唐进士“每岁所放不及二十人”（79）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明经等科取人虽稍多于进士，但其总数仍大大逊色于流外出身人。开元中杨玚曾说：“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两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据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史（吏）之得仕也。”（80）由于科举出身者叙职要再经省（吏部）试，而不象流外官得出身即可，所以，它们尽管取得高官的机会相对多些，但其入仕数量要远远少于流外出身人。高宗显庆初刘祥道就曾言及吏曹注官不用“经明行修之士”而“多取胥徒之流”，“经学时务等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81）。象韩愈大名士“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甚至科举出身有二十年不获禄者（82）。对科举出身者侵夺流外出身人专任官职，唐政府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如开元进士薛据请授万年县录事就未能遂愿（83）。这与宋朝时科举出身与流外吏人出职的仕途情况存在很大区别。
    总之，无论是对流外出身人专任官职的保护，还是对其进一步升迁过程的限令，都反映出唐政府对其叙职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不仅确保了流外官入流后在行政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官吏阶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协调着不同出身人在仕途上的关系，缓解着相互之间的冲突，确保国家官僚集团的一致，以强化统治职能。
    简单的结语
    唐代流外官管理制度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内容，这一内容使流外官成为唐代官吏结构中一个颇具特色的阶层。因其有效的铨选、规范有序的品级设置，系统严密的督课与酬劳制度，在唐代行政体系中，确保了流外官能够在各种行政法令、法规的制约规范下从事工作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保障国家行政体制的正常运作，实现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
    在此制度下，不仅流内官（散官、勋官）可以担任流外职事，而且流外官可以经入流叙品成为流内官，担任流内职事，并以“流外出身人”的身分侵透于唐代官吏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中。唐代职官体系中流内、流外两大系统之间的这一内在联系，体现出唐政府在设官列职时的精心设计与国家管理职能的成熟。当然，这也使流外官管理制度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广泛。
    流外官及流外出身人，在唐朝时期，皆属于国家职官系列。到宋朝时，流外身分发生一些微妙变化，特别在“出职”时较突出了其流外“吏人”的身分，并将其出职视为与科举正途相对的“非正途”之一。到了明清之际，“未入流”成员统称为“吏员”，它们与官的界限日益明确，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吏员”阶层，并在某一历史时期充扮了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角色。
    秦汉之际，官、吏一般无重大差别。魏晋南北朝时，始有职官分流；降之隋唐，形成了完备的流内、流外两大系统，此后，逐渐形成了“吏员”阶层。这一嬗变过程，蕴含着中国封建社会职官制度史发展的极其深刻的内涵。